邵帅：“党内法规学”的学科属性四维探析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创新和改进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高质量发展，这便对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和星空app平台入口官网等工作提出了更为迫切的学科化需求。建设一门同党内法规事业相适应的党内法规学科，对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事关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加强纪检监察学、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党内法规学的属性特征既是正确回答党内法规学科“是什么”这一元问题的基础，也是党内法规学面对法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纪检监察学等相关学科得以保持自身学科独立性的关键理据。因此，笔者在反思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党内法规学的应有属性，尝试从学科本体、学科关联、学科演进、学科传播四个维度，依次提出党内法规学是作为整体的依规治党之学、跨学科视域下的综合学科、自觉内生型学科和植根中国实践的地方性学科，助力深化对党内法规学的学科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为高质量建设党内法规学提供科学理论指引。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统编教材《党内法规学》指出，党内法规学是以党内法规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科，包括研究党内法规的理论、历史、制度和实践。认识党内法规学的核心是认识党内法规。长期以来，学术界从法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不同学科视角研究党内法规，相继提出党内法规“本政”“姓党”“属法”，具有“二重属性”（政策和法律）、“三重属性”（意识形态、法治体系、制度规范）等观点。这些研究虽然对我们深入认识党内法规及其学科的本质属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但是在“学科分解”认知范式下，容易造成整体认知不足的问题，尤其表现在面对不同学科视角下的党内法规属性特征，如何正确处理其关系，促进其系统整合，进而将其整体贯彻落实在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和星空app平台入口官网工作中，使党内法规学真正摆脱多学科“拼盘”的发展状态，这既是党内法规学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必须考虑的基础问题，也是目前党内法规学科建设试点工作亟须解决的重点问题。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对党内法规学而言，构建中国自主的党内法规知识体系，必然不可回避党内法规学科切片式研究以及各类知识碎片的系统整合问题。因此，笔者秉持独立学科立场，尝试将党内法规学进一步定位为依规治党之学，助力深化对党内法规及其学科本质的整体认知。

首先，党内法规学科植根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实践。虽然党中央在百年党建历程中注重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但是党内法规学成为一门显学并快速获得学科化发展要归因于新时代党中央全方位进行的依规治党战略实践。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规治党的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导下，我们党将治理理念、系统观念和法治思维运用于管党治党全过程，在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基础上创造性提出了“坚持依规治党”，开辟了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新境界。所谓依规治党，指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既不是党内法规执行语境下“有规必依、执规必严、违规必究”，也不只是党的自身建设语境下依据党内法规从严管党治党，准确地说应当是“运用党内法规管党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中，学术界对依规治党的认知主要局限于党的建设范畴，即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反腐败斗争等党的建设各领域，主要调整涉及党组织、党员的党内事项和党内关系，故而理论上围绕党内法规有无外溢效力、是否应改称“党规”等产生了诸多争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党内法规是“规范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的专门规章制度。这是新时代依规治党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的一项重要成果，通过区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更完整准确地概括了党内法规的内容和功能，明确指出了依规治党的鲜明特色。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我国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内法规既从严管党治党，也肩负规范党的领导活动、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的独特制度使命，并且基于党的全面领导作用将调整范围延伸至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交等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成为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重要制度规范。这意味着要切实“发挥依规治党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政治保障作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仅要贯穿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同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形成结构性耦合，而且要置于兴党兴国、执政治国的宏大视野中考量，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不断加强党的领导法规制度供给。因此，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做出重要指示时，深刻提出党内法规的“两个重大作用”，为我们深入系统地认识依规治党提供了科学指引，有助于从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正确把握依规治党实践，提高党内法规学科建设的政治站位。

其次，依规治党之学是对党内法规学科本质的整体认知。长期以来，一些学者习惯将党内法规学理解为关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学问，注重以法学规范视角和套用国家法律理论来认识党内法规，甚至出现党内法规“法律化”情形。这种做法虽然有助于加快党内法规的制度化、规范化、体系化进程，但是在凸显党内法规规范性的同时，容易淡化党内法规“姓党”的本质。因此，将党内法规学定位为依规治党之学，是从形式和内容相统一角度将“治党”和“规治”两方面本质要素深度融合，其内涵更加丰富、完整。从“治党”内容看，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意志的制度化体现，必须紧紧围绕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活动“公转”，全面反映我们党谋划党的事业、加强党的领导、推进党的建设而形成的一系列规律经验和治理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内在规定性决定了党内法规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规范性、确定性、约束性、科学性和人民性，同其他政党、一般组织的自治规章制度的根本不同，党性构成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度的“灵魂”。从“规治”形式看，依规治党作为政党治理领域的一种“规则之治”的表现，必然遵循具有普遍意义的法治逻辑和治理规律，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导下进行“自转”。进一步说，依规治党涵盖党内法规制定、实施、监督和保障等全过程，主要分为两大环节：一是制度化，即按照规范建构主义将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科学转化为一系列具有规范逻辑结构的法规条文，并建构系统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形成制度治理的最大规范合力；二是规范化，即通过严格执规督规守规护规，维护党内法规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对合乎条文的予以支持，对违反条文的严肃纠正，从而将各级各类党组织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统一纳入制度轨道。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党内法规及其学科本质，必须深入以党内法规之治保障和引领中国共产党之治、进而实现中国之治的治理逻辑中，从“治党”和“规治”两方面进行完整把握。因此，党内法规学作为依规治党之学，应当坚持内容决定形式、政治逻辑统领法治逻辑，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党内法规业务之学，必须将“治党”和“规治”贯通联动、有机统一，科学完整地贯彻落实在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和星空app平台入口官网各方面。

最后，依规治党之学彰显党内法规学对党内法规事业的学科引领和保障作用。目前党内法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发展，更多关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事实描述和因果解释，在学术批评和理论建构方面较为不足。党内法规学不仅是对党内法规实在法的现实反映，而且要回应依规治党实践问题，通过科学回答“应当坚持什么样的依规治党，怎样推进依规治党”这一根本问题，加强理论研究、星空app平台入口官网和社会服务等，进而引领和保障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高质量发展。《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指出：“推进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事业兴旺发达和人民幸福安康。”党中央将“依规治党”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并列表述，表明二者既密切联系，也有一定区别。对此，可以从理论上做如下理解：一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即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作为一种总体性实践概念，贯穿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建设历程，而依规治党具体标注了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时代坐标和实践创新，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历史长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一般和重点的关系，由于党内法规在党的制度体系中具有“脊梁”地位和高级形态，故而依规治党是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点工程，在管党治党中发挥纲举目张的制度效果；三是目标和过程的关系，依规治党作为一种管党治党新理念新战略新目标，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体现。在依规治党理念的科学引领下，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不断转型升级和全面推进，将党内法规制度权威和党的领导政治权威有机结合，切实提升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把依规治党当作管党治党基本方式”这一重要论断，不仅深刻揭示了依规治党在管党治党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超越了法治的外部视角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而且从理念层面强化了依规治党对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践的引领和塑造作用。因此，强调党内法规学在本质上是依规治党之学，实际指向的是“良规善治”的理想状态，为此既要描述和回应党内法规的实在法体系及其建设实践，也要深化对依规治党的规律性认识，从而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充分发挥党内法规学在引领和保障党内法规事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目前，学术界广泛认为党内法规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从学科属性角度深入推敲，“新兴”和“交叉”分别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学科特征描述。一方面，“新兴学科”描述的是党内法规学科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学科的产生存在先后顺序，“新兴”学科总是相对“先在”学科而言的，“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知识，新的知识形成新的学科，学科的发展、变化和完善是实践和时代的产物”。一旦新知识无法被先在学科涵盖，在回应现实问题的旺盛需求作用下，往往会进一步产生和发展出一门新学科。同样，“新兴”学科也会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成为其他“后新兴”学科的“先在”学科。也就是说，学科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实践动态发展而不断更新完善的，“新兴”归根结底不是一种源自学科本质的稳定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党内法规学无法被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等先在学科完全覆盖，并在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建设需求的有力带动下顺势快速步入学科化发展轨道，“新兴学科”成为党内法规学目前所处学科化初始阶段的特征表达。另一方面，“交叉学科”指出了党内法规学同其他学科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当今社会正处于大变革大发展时代，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层出不穷，新知识往往集中于多门先在学科的交叉结点位置，具有“学科交叉”特征。当然，一种“学科交叉”新知识能否转变为一门独立的“交叉学科”，主要取决于社会发展需求。党内法规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法治现象和党建现象，本身处于法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多学科理论交叉和共同关注领域，例如，法学研究党内法规制度现象，政治学研究政党政治和政党制度，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党的制度建设及其历史等。正是在新时代依规治党重大实践需求的牵引下，党内法规学逐步发展成为如今具有“研究方向”和“二级学科”建制地位并且已具体开展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和星空app平台入口官网试点工作的一门交叉学科。

“交叉学科”虽指出了党内法规学的学科关联性，但并没有充分阐明党内法规学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走向。“交叉学科”表明党内法规学虽然可以从法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相关学科汲取成熟有益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方法，但是在深入党内法规某一方面问题研究的同时，容易产生研究切片式、知识碎片化、忽视独特性等新的问题，如何解决知识系统整合则是党内法规学真正独立的关键。值得注意的是，党内法规学的“交叉”建立在多个一级学科而非二级学科基础上。也就是说，要想从根本上打破不同学科视野和范式下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和星空app平台入口官网工作的局限性，只能通过推动不同一级学科下的党内法规知识和方法由分散走向统合，进而形成相对独立、超脱于外并且具有跨学科属性的党内法规学科，“一级学科”理应成为党内法规学学科建制的目标定位。目前，一些高校立足“交叉学科”属性，将党内法规学挂靠在法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不同学科下进行建设，使其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在学科研究范式、理论知识和概念话语等影响。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交叉学科”门类，虽然有观点认为应将党内法规学作为一级学科纳入“交叉学科”门类下，但是授予交叉学科专业研究生学位的名称仍然以交叉学科中基础理论最相近的一级学科为准，并不存在授予“交叉学科硕士”或“交叉学科博士”的情形，也无法独立授予“党内法规学”学位。因此，“交叉学科”的认知始终建立甚至依附在相关先在学科的基础上，难以完全脱离原学科理论框架的影响，在本质上展现的仍是一种多学科协同逻辑而非跨学科真正独立的党内法规学。

为进一步推动党内法规学的独立化进程，有必要从话语创新角度强化党内法规学的综合学科而非交叉学科定位，着重突出党内法规学科的包容性、集成性和创新性。比较而言，“交叉学科”指A学科和B学科交叉形成了独立的AB学科，“综合学科”指A学科和B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了全新的C学科。综合学科是比交叉学科更集成的产物，其核心在于对原有学科观念的超越和对原有知识体系的创新重构，往往具有真实问题驱动、相关学科融通、方法论创新等鲜明特征。从综合学科角度认识和把握党内法规学，必须以综合复杂的依规治党问题为导向，用社会需求而非学科逻辑作为学科驱动力，既要注重依托相关多学科理论资源和优势加强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又要在此基础上着重推进党内法规知识方法的批判借鉴和跨学科整合。在学科内部知识贯通和整合意义上，作为综合学科的党内法规学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根本，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回答“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根本问题，为新时代坚持依规治党指明正确方向、提供根本方法论；以政治学为基石，在中国特色党政关系和政党制度中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执政治国的政治逻辑和现代化进路；以中共党史党建学为本体，贯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建设的历史和现实，全面掌握党的创新理论、思维范式、概念术语、传统惯例等，助力深刻理解党内法规“姓党”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以法学为形态，运用法学的法治理论、逻辑思维以及规范建构主义方法等指导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实践；以纪检监察学为分支，在党的纪检和国家监察一体建设中深入贯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原则，不断提高党内法规的规范化、法治化和专业化水平；还要加强对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和方法的借鉴和融合，进而系统深入地构建以“依规治党”问题为中心，更加契合党内法规本质、特点和规律的党内法规综合知识体系。“综合学科”的定位表明党内法规学不仅是在多学科交叉基础上进行的跨学科整合，而且是在交叉学科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的学科新形态，是今后党内法规学科独立建设的必然走向。

推动党内法规学实现从交叉学科到综合学科的真正转变，必须坚持贯彻和发展跨学科研究方法。不同于交叉学科研究和多学科研究方法都缺乏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作用，跨学科研究方法不仅强调综合运用不同学科视角和知识对复杂性问题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研究，而且着力整合形成新的学科视角和知识体系，这同“综合学科”的本质要求深度契合。《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明确提出：“把握党内法规研究跨学科特点，统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依规治党提供有力学理支撑。”近年来，学术界在综合运用辩证方法、系统方法、价值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开展党内法规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创新发展具有跨学科研究特点的特定方法。例如，“党政统筹”思维，即在党的领导下，面对党和国家协同治理的需求，党内法规理应发挥“两个重大作用”，这决定了认识和把握党内法规必须将其置于党和国家治理全局，秉持一种“党政统筹”的全新思维范式，从治党与治国的制度联结出发，引领具有自身特质的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再如，“法政治学”方法，即当代中国政治体的法治化转型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关键是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主要体现为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故而党内法规既有鲜明法治属性也有强烈政治属性，必须运用政治学和法学及其综合视角研究，由此形成一种法政治学的综合研究范式。概言之，在“综合学科”目标引领下，越来越多的学者秉持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自觉，这将有力推动党内法规各方面知识系统集成、推陈出新，党内法规学将真正成为既基于多学科又与多学科明确区分的全新独立的一级学科。

根据演进特点划分，学科有内生型和外源型两种，前者指植根国内本土实践自发生成、自觉演进的原创性学科，而后者指从域外引入以及经过本土化改造的学科。为适应新时代依规治党战略进程，加强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和后备人才队伍建设，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意见》首次提出“建立后备星空app平台入口官网机制，抓紧在相关学科设置党内法规研究方向、开展研究生教育，将党内法规知识纳入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为党内法规学由一门理论显学转变为一门正式学科提供了重要契机。 2018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印发《关于推进部分学位授予单位设置“党内法规”研究方向的通知》，确定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星空游戏(StarSky Sports)官方网站、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十所高校开展“党内法规”研究方向设置试点工作。随后，华东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众多高校也加入队伍，主要依托法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等学科，以“研究方向”或在目录外自设“二级学科”形式探索开展党内法规学科建设和星空app平台入口官网工作。2021年1月，党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进一步提出“健全后备星空app平台入口官网机制，继续推进在部分高校开展党内法规研究方向的研究生教育，加强学科建设，为党内法规事业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撑”。2023年2月，《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加强党内法规学学科建设。2024年1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官网公布，“党内法规学”正式成为“法学”一级学科下的独立二级学科。可以说，党内法规学的兴起和快速发展离不开党中央对新时代依规治党实践的高度重视和谋划推进。同时，依规治党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通过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解决自身治理问题的现代化创新方案，不仅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具有的大党的气派、大党的智慧、大党的治理之道”，而且和国家法律共同参与构建治国理政体系，开创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大法治”新格局，为丰富和发展世界政党治理理论和人类法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依规治党的鲜明独特性和原创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内法规学必然是一门内生型学科，具有自发生成、自觉推进和自主创新的学科演进特征。对此，可以通过剖析依规治党的内生机理进一步深刻理解。

首先，大党独有治理难题为依规治党的创新奠定了根本前提。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管党治党除了遵循一般政党自我治理经验，还基于党情国情实际而有鲜明的独特性要求。申言之，一是从治理内容看，我们党作为“两个先锋队”组织，肩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崇高使命和艰巨任务。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治理最具特色的内容和要求。党不仅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品质，而且必须注重提高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将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国家建设和社会治理各方面，从而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定位不同、密切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治理的主题内容，确立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两大核心任务。二是从治理规模看，为适应党的事业发展任务和实践要求，我们党长期以来既重视党组织规模的发展壮大，也重视党组织肌体的锻造净化。不断发展的组织规模在形成党的组织优势、领导优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大党治理难题，对管党治党理念、方式和结构等产生影响。“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大也有大的难处。”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今拥有1亿多名党员、525万个基层党组织，再小的治理问题在超大组织规模的“放大”作用下也容易成为世界性治理难题。因此，解决大党治理难题归根结底要靠制度方式，这就为从制度层面坚持依规治党、建构超大规模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奠定了实践基础。截至2024年底，全党现行有效党内法规共有3933部，其中，中央党内法规228部，中央部委党内法规215部，地方党内法规3490部。三是从治理目标看，我们党作为一个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推进党的治理现代化，既是党实现自身现代化转型、构建成熟定型管党治党模式的必然要求，也是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基于党的领导，党的现代化治理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深度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对整个现代化结构和进程发挥基础性、统领性和保障性作用的，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整体联动、同频共振和相辅相成的特征，这为党内法规创造性进入国家治理场域并同国家法律衔接协调、协同治理提供了政治前提。概言之，这些管党治党难题复杂交织，最终指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原创性总课题。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不仅表明我们党在战略层面高度关注大党治理特殊性问题，以此深化对党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的针对性思考，而且通过强调时刻保持清醒和坚定，为我们党在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上解放思想、坚定自信，从党情国情实际出发推动依规治党各方面创新以及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指明了方向。

其次，自我革命为依规治党的创新注入了内生动力。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的鲜明品格和独特优势，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长期以来，我们党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新胜利的同时，注重把党的建设作为党的重要“法宝”不断强化，而党的大公无私不仅使勇于自我革命成为可能，而且进行得十分彻底，形塑了独树一帜的勇于自我革命精神，为依规治党创新实践提供了强大内生动力。其一，自我革命蕴含我们党注重依靠自身力量解决自身问题的治党理念，特别是在我国党建和国家建设逻辑下，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为避免出现弱化党的全面领导的外部力量或机制，管党治党没有照搬照抄西方国家注重依靠政权力量和政党法等法律法规来统一调节和规范各政党活动的依法管党模式，最终走上了以依规治党为基本特征的自我治理新路。其二，自我革命的“革命”是有方向、有目标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依规治党不仅聚焦从严管党治党，而且要锚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通过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创新衔接协调解决党政协同治理难题，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为形成“中国之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其三，自我革命的核心是自我求变，我们党通过对党的建设各方面问题不断反思批判、革故鼎新，掌握历史主动进而避免“被他人革命”的命运。因此，依规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基本方式，本身融入了勇于自我革命精神，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自觉推进、自我完善和自主创新方面具有独特动力和优势。正是在勇于自我革命精神的引领下，我们党注重依靠自身智慧和力量来探索解决大党治理独有难题，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依规治党理念，而且从我国实际出发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依规治党有效实践。

最后，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为依规治党的创新提供了根本方法论。面对大党独有难题，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有效回应时代和实践需要，不断塑造依规治党创新实践，以依规治党引领和保障“中国之治”，并在此基础上自主构建具有原创性的党内法规学科，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党不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而且科学掌握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这一不断创新的根本方法论。一方面，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解决现实问题中不断推动党内法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例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为克服无政府主义，高度重视和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党的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对党的“纪律”专章做出规定，内容占党章全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1938年，为强化对领导干部的刚性约束，弥补党的纪律不足，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党内法规”概念，强调“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从而推动党的纪律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明显加快，党中央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进一步推动党内法规规范化、程序化建设。随着党的组织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党内法规数量剧增，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亟须体系化转型以维护党内法规统一和权威。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规范化、体系化水平大大提升，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进入完善发展的新阶段。可以说，党从实际出发，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积极探索和创新解决不同时期制度建设的现实问题，推动党内法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由点到面、由面到体，始终和党的建设、党的事业同向而行，进而形成如今适应超大规模执政党治理实践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过程中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依规治党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印记。例如，在价值理念上，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等民本观念涵养党的初心和使命，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内法规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政治立场和党员义务优先的价值取向；在制度精神上，躬身自省、革故鼎新等文化传统，为党勇于自我革命以及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贯彻“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提供了不竭动力；在治理方式上，为政以德、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等复合治理经验，启示依规治党虽要依托法治，但不能仅限于单一治理方式，不能仅从行为规范着手，而应辩证把握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原则，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践行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塑造党内法规的独特治理优势。可以说，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治理经验和思辨智慧，为党内法规的独特性生成和自主创新发展奠定了文化根基，是党内法规学能够发展成为一门内生型原创性学科的基础。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核心。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担负引领方向、凝聚共识、促进发展、加强合作、完善治理五大责任，而政党治理是世界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愈加重视的一项共同课题。伴随“中国之治”和“西方之乱”不断形成鲜明反差，“‘中国之治’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等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话题。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在署名文章《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二〇二一年七月）》中明确提出：“坚持依规治党、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中国之治’的一个独特治理密码，是呈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张金色名片，也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规划纲要（2023—2027年）》开篇进一步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基础在规。”这深刻揭示了党内法规在“中国之治”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机理。可以说，读懂中国，关键在于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中国共产党，关键在于读懂党内法规；而读懂党内法规，必须加强党内法规学科建设。党内法规学在讲好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故事、阐释“中国之治”的独特治理密码、宣传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现代化经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近年来，一些学者认识到党内法规学科具备的政党治理文明交流意义，在理论上提出“党内法规的普遍化”命题，即党内法规在具备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可以探讨其普遍性的规范品质，并主张在党内法规学学科体系中设置“比较党内法规学”，将域外政党自治规章制度一并纳入“党内法规”概念范畴下进行比较研究等。这些观点不乏可取之处，然而需要进一步充分认识党内法规学的内生性、独特性和原创性，特别是需要注意把握党内法规学的地方性和普遍化关系。如前文所述，党内法规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独一无二的制度，“具有强烈政治属性、鲜明价值导向、科学治理逻辑、统一规范功能，高度凝结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中国独特国情和党的独特性质和宗旨、管党治党的独特经验、执政治国的独特模式，决定了党内法规的独特性，进一步决定了党内法规理论研究的独特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易言之，基于党情国情差异，如果将党内法规和域外政党自治规章制度混同，在普遍意义上探讨党内法规，将容易忽视党内法规原有的特点和优势。西方国家虽在政治学等学科中不同程度地涉及政党自治规章制度研究，但通常将其作为一项研究议题而非独立学科，更不能同我国专门设立的党内法规学相提并论。因此，在党内法规学科建设中，无论基于何种文明互鉴的战略考量，前提都应是党内法规学始终以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及其现象为专门研究对象，不宜泛化“党内法规”这一特定规范概念。为此，有必要将党内法规学明确定位为一门植根中国实践的地方性学科。

从学科传播角度看，强调党内法规学是地方性学科，并不意味着其不能面向世界，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法学、政治学等现代学科理论，最初也是在西方特定实践中孕育而生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只是近代以来伴随西方思想文化向外强势输出而传播世界。在理论上，一种地方性理论完成普遍化推广至少需要经历两大阶段：一是通过理论宣传吸引后进者关注学习，即后进者从本土问题和实际需要出发，主动学习和借鉴域外先进学科理论；二是后进者批判反思，即大多数域外理论在一国移植过程中，由于国情差异而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等问题，那么是以域外理论批判改造本土实践，还是以本土实践批判发展域外理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将直接影响该理论最终以何种形态完成普遍化传播。例如，近代我国为解决总体性危机，经历了向发达国家从器物学习到制度学习再到文化学习的过程，最终中国共产党在域外一系列理论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进一步通过反思教条主义等问题，创造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科学指导一代代共产党人从我国实际出发，在本土化理论改造中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新的生命力，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真正扎根中国。因此，伴随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国共产党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特别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独特治理密码，党内法规的鲜明特色和重要作用必将引起越来越多其他国家政党的关注、研究和借鉴。也就是说，面向世界政党治理，党内法规学作为一种较为先进的治党新理论，不仅是植根我国实践的地方性知识，而且未来经过其他国家政党的学习借鉴和本土化改造过程，必将进一步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政党治理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推动党内法规及其学科从地方走向世界，目前最基础最迫切的任务是必须紧扣中国经验和中国优势加强学理阐释，而党内法规研究的重点应当聚焦个性化而非普遍化命题。关于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从方法论角度做过深刻阐述：“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也有学者从宪法学理论角度指出：“西方宪法之所以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是因为宪法植根于其社会基础，与其社会发展方向相互交织，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唯此方能让非西方国家起而效仿。”推动党内法规走向国际社会的前提在于党内法规学本身完成了对依规治党实践经验和特色优势的学理化阐释和体系化建构，将依规治党实践优势、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党内法规理论优势、文化优势，从而更容易引起其他国家各政党的认同和效仿。在这个意义上，目前党内法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实践发展，党内法规理论体系仍处于将立未立的形成阶段，此时探讨党内法规“普遍化”命题，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行得通，而且在实践中也无必要，特别是其实现进路绝不能是通过淡化党内法规特色品格、弱化党内法规突出优势、矮化党内法规制度定位等方式，以保持同域外政党自治规章制度在所谓“普遍性”层面进行对话交流；恰恰相反，更迫切需要立足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内法规知识体系，通过学理阐释充分彰显党内法规的特色和优势，扩大党内法规理论和实践的域外影响力，吸引其他国家各政党主动、自愿地将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理念、做法、经验借鉴和运用至自身治理实践中，从而实现党内法规由独特性到普遍性、由地方性到世界性，这才是党内法规学作为地方性学科应当并且可以为世界政党治理作出的文明贡献。此外，从学术立场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及其学科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借鉴和传播至其他地区，实际上是输入地学者需要研究并且有研究优势的问题，但对输出地的中国学者而言，应当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集中精力做好党内法规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表达和体系化建构，重点是深入研究党内法规的实践经验、本土特色和治理优势，从而建构同党内法规事业相适应的自主知识体系，为今后党内法规学的传播交流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依规，规治必强学科。依规治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基本方式，事关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的治理优势。只有系统深入地扎根新时代依规治党实践，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党内法规学的属性特征，进而科学指导和加强党内法规学科建设，为充分发挥依规治党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政治保障作用提供有力的学科保证。目前，学术界对党内法规学的学科属性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法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相关学科理论框架的局限影响，导致党内法规学的理论研究同新时代党内法规事业实践需要仍不相适配。笔者从新时代依规治党理论和实践出发，以问题为导向，通过依次提出和阐释党内法规学理应是作为整体的依规治党之学、跨学科视域下的综合学科、自觉内生型学科和植根中国实践的地方性学科，有助于深化对党内法规学科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深入回答“应当建设什么样的党内法规学、怎样科学建设党内法规学”的问题，从而为高质量推进党内法规学科建设指明方向。

其一，强调依规治党之学定位，旨在避免碎片化、形式化和抽象地认识和把握党内法规学，应当将整体认知作为党内法规学科建设之方法自觉。通过全方位深入认识学科赖以生成和发展的依规治党丰富实践，完整把握党内法规“两个重大作用”和依规治党战略全局，不仅可以为党内法规学科建设注入强劲动力，而且可以从“治党”和“规治”相统一等方面更好地把握党内法规理论研究、星空app平台入口官网等工作的整体性要求。

其二，立足综合学科定位，应当坚持党内法规学的一级学科目标定位。虽然新修订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没有将党内法规学直接增设为一级学科，在今后一定时期党内法规学仍将通过挂靠法学、政治学、中共党史党建学等相关学科的形式开展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和星空app平台入口官网工作，但是党内法规学的综合学科属性决定了它最终仍需要跳出对所在特定学科理论框架的路径依赖，进一步完成从交叉学科到综合学科的独立化、整体化转变，最终发展成为同新时代党内法规事业更适应的独立的一级学科。因此，接下来应当坚持以法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为目标导向，加大对党内法规学科发展的规划力度，增强学科战略定力，同时将跨学科方法和党政统筹思维贯穿党内法规学科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加大对不同学科范式下党内法规知识、理论、方法、师资和工作等的整合力度，为党内法规学发展成为一级学科不断巩固基础、创造条件。

其三，明确“内生型学科”定位，坚持党内法规学的自主创新发展道路。党内法规学植根于独一无二的依规治党实践，因自主创新而产生，也会因自主创新而繁荣发展，成为我国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标志性成果。加强党内法规学科建设，必须坚定党内法规自信，摆脱“学徒”式路径依赖，从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中深刻认识和把握党内法规及其学科的主体性，同时聚焦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以改革创新精神深入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回应和支撑党内法规各方面创新过程中实现学科自主创新发展。

其四，着眼“地方性学科”，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党内法规知识体系。党内法规学既要服务中国共产党治理现代化，也要适应中国共产党“走出去”的战略形势要求，归根结底是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切实讲好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故事。也就是说，当务之急是全面加强党内法规理论研究，重点关注依规治党的实践经验、治理优势以及独特性和原创性等，解决基础认知不足、研究碎片化浅显化、概念范畴使用混乱等突出问题，尽快扭转党内法规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的局面，建构更具阐释力的党内法规自主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