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书写应当叙述什么样的"文学"
书 名：中国“文学”的渊源与系谱
丛书名：历史与话语
作 者：余来明 著
ISBN ：978-7-108-08044-8
定 价：128.00 元
页 数：552页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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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直面“中国文学史书写应当叙述什么样的‘文学’”这一难题，极其考究地探讨了“文学”这一看似“说得清”其实“道不明”的概念，在古今演变、中外对接的历史语境中论述“文学”概念的变迁及其知识系统的形成，透见古今中西的文学史观和文学知识体系的差异，以及二者盘根错节、相辅相成之关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最终所展开的是一幅别开生面的文学史、思想史图景，这之中，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价值得以重申，由此，在观念的流变中重新讲述中国文学历史的帷幕亦可开启。
内容简介
中国明清以前的“文学”与清后期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新“文学”，尤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文学”的区别及概念的差异，中国“文学”概念的渊源、流变等，以及中外“文学”的交融，这是本书探讨的问题。作者探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演变过程，探讨了西方现代文明传入后对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影响，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作者简介
余来明，星空游戏(StarSky Sports)官方网站弘毅特聘教授、人文社会科学杰出青年学者，星空游戏(StarSky Sports)官方网站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台湾研究所所长。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领军人才。著有《从南京到北京》《“文学”概念史》等中英文著作十余种。
全书目录
绪 论 复数“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多重现代性
一、“文学”概念的多重渊源
二、“文学”历史叙述的复杂形态
三、文学知识体系建构如何呈现“文学”的多面性
第一编 古典“文学”的渊源与流变
第一章 多歧的“文学”
一、从“文”“学”到“文学”
二、中国古代知识分类中“文学”的位移
第二章 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到“文学自觉”
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历史追索与解析
二、“文学自觉说”的现代旅程
三、“文”“学”分野的历史考察：“文学自觉”还是“文”的自觉？
第二编 “文学”意义的现代生成
第三章 “文学”与literature的相遇
一、literature概念的现代演进
二、明末以降来华传教士的literature翻译
三、日本知识视野中现代“文学”观念的生成
第四章 晚清知识新变与“文学”分类的早期形态
一、他山之玉：清末士人所见异域“文学”新景观
二、晚清知识分类体系重建背景下的“文学”新类型
第三编 “文学”观念的竞争
第五章 中西“文学”话语的交汇与交锋
一、国学视野下的中国“文学”：“文学”现代性的中国版本
二、“词章之学”如何建构现代“文学”历史
三、“文学”的古与今：在“文章”与“艺术”之间
四、余论
第六章 国家文学观念下的“中国文学”建构
一、“文学”如何建构“国家”
二、国家文学观念下“中国文学”意识的勃兴
三、“中国文学”观念叙述的多重性
四、余论
第七章 “文学革命”观念流变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
一、“文学” 如何革命
二、“文学革命”展开的不同表达
三、“文学革命”的历史性建构与“文学”的现代性生成
四、“文学革命”叙述之下新“文学”观念的知识化
五、余论
第四编 交错的“文学”史
第八章 “文学”学科化与现代文学知识体系的形成
一、日本经验：西方主义的东方实践
二、“文学”学科的中国版本
三、作为学科与知识的现代“文学”
四、余论
第九章 “文学”新知识与新概念
一、“文学”的重新定义
二、“文学”知识的类型
三、现代知识体系中“文学”历史的分化
四、现代“文学”观念体系之下“文”的分野
五、余论
第十章 “文学”历史叙述的多样与统一
一、讲义之体与过渡时期“文学”历史书写的居间形态
二、现代知识体系下“文学”历史建构的展开
三、中国“文学”历史书写的错位与困境
四、“文学”历史与观念的纠缠
五、余论
结 语 重新理解中国现代知识、观念的中国性
主要引用参考书目
后 记
精彩选读
“文学”如何建构“国家”
晚清民初将“文学”与民族国家建构相联系，既与传统的文学、国家观念一脉相承，又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思想景观。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将文学艺术与王朝盛衰相联系的看法。《礼记·乐记》有“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之说，所说虽是“声音之道”，但与文学有相通之处。此后历代的文学批评中，都有关于文学与时代盛衰关系的论述。
现代意义的“国家”一词，较早见于清末士人对西方的介绍当中。如张德彝光绪三年（1877）的《随使日记》，将royal译为“国家”：“先至官钱局，英名洛亚敏特。译：洛亚者，国家也；敏特者，钱局也。”郭嵩焘在同年2月的日记中，也将nation、government译为“国家”：“其官阀曰明拍阿甫拍来森科非尔敏得。科非尔敏得者，国家也；明拍者，官员也；阿甫，语词；拍来森，犹言现在也。洋语倒文，所谓‘国家现在的官员’也。”“便过画楼一观，洋语曰纳慎阿尔毕觉尔嘎剌里。纳慎者，国家也；阿尔，语辞；毕觉尔，画也；嘎剌里，楼也。”类似概念的使用还只是停留在词语的拟音和释义上，对其含义尚未有真正的理解，也未作为一种思想观念进入知识领域。到了1900年前后，梁启超开始明确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上讨论“国”的内涵：“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以此观念考量历史上的中国，梁氏认为：“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民族、民族主义、国民、国家、国家主义等概念的频繁使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中日益凸显，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用以对抗西方知识输入的方式之一，亦是欲使中西学知识实现对接的现实途径。
晚清西学兴盛，新旧各种学说竞相登场，国人也纷纷以提倡新说为时代之潮流。尤其到了“戊戌政变”之后，中学渐处于弱势地位，“国粹”一变而成为“国渣”。鲁迅曾以揶揄的口吻说：“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改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调侃之中，可以看出其时对传统的一般性认知。胡适则认为中国传统既有“国粹”，又有“国渣”，因而要“整理国故”，去其“渣”而存其“粹”。清末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反映的即是这一历史时期关于学术与民族国家存亡和发展问题的探讨。
……
晚清以降，自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学习与效仿，以及各种实务学堂、近代工业的兴起，等等，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西学的输入都是以应用知识和技术为主，以此补“中学”重“道”而轻“艺”之不足。如1887年由英美新教传教士创立的广学会，曾自述其宗旨说：“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
……
然而自甲午战争以后，不少士人开始认识到仅凭科技、工艺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于是借力日本，兴起了一股思想文化改革的潮流。马君武概述其间的变化说：“中国之言改革也，四十年以来矣。于甲省立一船政局，于乙省立一枪炮厂；今日筹数百万金以买铁甲船，明日筹数百万金以建坚固炮台。是军械上之改革也。卒之遇敌辄败，一败之后，亡失无所余。以是言改革，则犹之执规以画方，南辕而北其辙也。甲午之后，士大夫乃稍变其议论，知欲存中国必至革政始。”在此背景下，教育的改革成为一时的要务，“文学”开始逐渐被赋予建构民族国家的功能：“当此时期，倘思撼醒沉酣，革新积习，使教化日隆，人权日保，公德日厚，团体日坚，则除恃文学为群治之萌芽，诚未闻别有善良之方法。”具体又可以从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发挥功用：文学作用于国家层面，“一国之盛衰，系于一国之学术；而学术之程度，恒视其著述之多少与良楛为差”，“文学之关系于国家至重大，且至密切，故得之则存，舍之则亡，注意则兴，捐弃则废”，有着“绝后空前”、令人生畏的“魔力”，日本明治维新、近代德国的崛起，均是“注重文学之足以兴国”的例子，而英国入侵印度、斯拉夫侵略波兰，则反映了“捐弃文学之足以亡国”的事实。文学作用于社会层面，则可以清末西学流行的情形见其一斑，“近世青年，竞尚西文，侈谈东籍，率多推敲韵调，剿袭皮毛，而或于祖国固有之文明，排斥不遗余力；虽两界中之翰墨，固亦各有所长，而其恶劣芜杂，不堪游目者，实占一大部分。噫！矛天戟地，森然逼人；莽莽中原，如痴如醉；灾梨耗楮，流毒无涯。半开化之支那，几不能建国于地球之上。所由是炎黄特质，竟退化于无形也。盖文学之关系于社会，较他物尤为普及”。由此引申，“文学”被视为“立国”“新民”的根基，“无文学不足以立国，无文学不足以新民”。在救亡图存、富民强国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不能仅仅关注韵调、辞采等审美层面的内容，而应承载更加宏阔的历史内涵，其中之一就是建立民族国家之精神谱系。
引自第六章
《国家文学观念下的“中国文学”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