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礼制与司马相如赋的美学理想

张跃月[①]

（星空游戏(StarSky Sports)官方网站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考察司马相如赋作，可见“以大为美”“化简为繁”“劝百讽一”等美学特点，这些特点亦为西汉辞赋的共同之处。此类现象，与西汉大一统政治强大辐射下的礼制相关。西汉礼制和以司马相如赋为代表的赋体文学，共同表现着与汉王朝相对应的美学理想，实现了中华文化中“礼”与“美”的二重奏。

关键词：礼制；汉制；汉赋；司马相如

引言 “礼”与“美”的一致性

秩序是社会的诉求。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皆追求某种程度上的秩序。社会是一个整体，如若缺少秩序，整体则会分崩离析，难以自治。无论处于战争时代或和平时代，为避免崩塌的危险，社会总会强调秩序的重要性。社会秩序的具象化，是为制度：“‘制度’，指人类建构的约束自身行为并使社会遵循的规则，是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习惯、法规、戒律的总成。”[②]在相对完善且执行度高的制度中，社会的组成部分井然有序、各司其职，秩序则得以被有效贯彻。制度作为维护秩序的必要手段，其功能在于管理，因此本质是强制性的，这在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中表现得尤其明显。譬如在封建社会中，制度作为连接阶级与阶级的桥梁，代表着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统治，其约束与规定严整而细密，且可以通过因之承袭与革之变动来适应不同朝代，以保证制度的存在不断延续。

礼制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与制度相同的本质。《史记·礼书》有言：“礼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不穷于物，物不屈于欲，二者相待而长，是礼之所起也。”[③]封建社会中，“礼”的界定与制度一样，同样展现社会诉求，同样从根本上体现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样在修制得当的情况下可使庶民受益。礼制的逻辑根源，仍是帮助人类在秩序之下，得以更有效地生存发展。因此《中庸》有“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④]一句，言制礼作乐，既要有其位，亦要有其德。中华文化的礼仪活动细致详尽，“皇帝和大臣、贵族们从生到死的各个人生环节，都有国家性的礼仪规定”[⑤]。上至皇帝贵族，下至普通民众，都与礼制密切相关，可见礼制承担着重大责任，不得不谨慎对待，因此唯有圣人天子方可制礼。

“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⑥]，“礼”由人而起，为养人而生，正如“文”与“美”皆具人性。美与世界紧密相连，是理想之具象化：“凡是具有审美价值的事物，无不将蕴含着的理想关系呈现于感性形式之中，自然美领域、社会美领域中的事物是如此，艺术美领域中的事物更是如此。”[⑦]大多数理想都与现实不同，当然，也不排除大千世界中有现实等于理想的可能性。理想蕴含着人们的憧憬与希望，它受多方因素影响，不一定是正确的，也不一定能够实现。有理想的人，便会想要去追求理想的具象化——美。我们之所以认为某个事物美好，并非因为这个事物符合某个绝对客观的本质主义标准，而是在各自的文化谱系规则中作出了理想性的判断，使用判断美化事物本身，于是在处于这个文化谱系规则中的人们眼里，事物就变美了。

美是理想的形式，而不是现实的形式。现实只有一种，亦即现存的世界本身；美却有成千上万种，展现着繁复的个体独特的理想。美是理想的具象化，而理想是美的标杆。美之所以有趣，正是因为它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日常的角色，亦即映射出了理想的影子。人们认为某个事物是美的，其实是对自己理想的认同，正因美是理想之影，它才如此使人心旷神怡、魂牵梦萦。理想存在于精神领域，而非现实领域，它完整地归属于自己，没有对任何事物的妥协。人们处理现实，或多或少有所妥协，即使行动上不抗拒，情绪上也有不如意之时，期望着改变现状。改变的行为，用另一句话来表达，就是“去恶从善”（不同的审美主体所追求的“善”是不同的）。美作为理想的具象化，也就是遥远的“善”投射出来的一道光，照进不那么完美的现实，使人们潜意识地、不能抗拒地付出感情，去热爱它，去追求它。

中华文化范式下的“礼”与“美”，之所以息息相关，是因为二者的根源都体现出一致的政治性：个人在构建美学理想时，会考虑以怎样的态度应对现实，必然涉及对礼制的看法。面对秩序与礼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范式。是否融入社会秩序，以及对待当前礼制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文人的美学理想。个人应对秩序与礼制可列为如下四种情况：一，主观上希望融入秩序，有意识地认可当前礼制，对礼制所带来的利益欣然接受，对礼制所带来的痛苦甘之如饴，从而成功取得秩序的认可；二，主观上希望融入秩序，有意识地认可当前礼制，希冀通过努力改善自身现状，结果却并未成功取得秩序的认可；三，主观上希望融入秩序，但并不认可当前礼制，渴望礼制改革，以构建更适合于自身理想的秩序；四，主观上希望脱离或已经脱离秩序，当前礼制的形态如何对其来说无关紧要，只要能够生活在自身的理想主义之中即可。个人美学理想的构建，总不会脱出这四种情况。通过察举制荐举成为宫廷文人，且以卓越文才幸得武帝赏识的司马相如，属于第一种情况。他成功进入西汉王朝的秩序之中，高度认同礼制，并建立起与皇权相吻合的美学理想。

一 西汉礼制与相如辞赋对大一统政治环境的积极回应

西汉初期，社会经历战乱之疲惫，亟需休养生息。秦朝意在大一统，独行法家制度。但秦统治以残暴著称，汉朝便借先秦文化，再结合法家制度，期望在改善残暴作风的同时，能够保持大一统的统治模式：“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⑧]司马相如活跃于景帝与武帝的时代。景帝不好辞赋，司马相如侍奉景帝时，文才未得充分发挥。后相如跟随梁孝王，目睹景帝与梁孝王产生嫌隙，对皇权的严酷性有了更深的认识：“目睹了公孙诡、羊胜因立储之争而遭到诛杀，梁孝王刘武以骨肉至亲、赫赫功臣而被猜忌的残酷现实。于是他充分认识到诸侯国必须安分守己、服从中央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⑨]司马相如赋文中的宏大气势，或与这段经历有关。毕竟司马相如得到武帝赏识，一因其才情，二因其美学理想可以代表西汉时期皇权对大一统世界的美学想象：“相如将大一统文化中国的王道气象尽现于《上林赋》中，势必会对汉武决意实行儒学新政起到精神鼓舞的作用。”[⑩]

武帝时期的司马相如，是懂得君臣之礼的。西汉时期，君臣之间为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克制的关系。在帝王制度下，天子要治理国家，仅靠一己之力是不可能的，他必然需要诸多臣子为其出力。但官僚势力若过于庞大，又会威胁到帝王统治，所以君予臣权，却又不能给予太多。官僚若希望进入秩序之中，则必须遵守帝王的统治准则，即“君臣之礼”，不可越权。如《白虎通》之言：“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曰：‘敬诸父兄，六纪道行，诸舅有义，族人有序，昆弟有亲，师长有尊，朋友有旧。’”[11]臣子需得履行自身的职责，一方面为君王解忧，另一方面为庶民发声，成为联系君王与庶民的纽带，兼备“皇权的执行者”[12]与“庶民的代言人”两种身份：“官僚体系代君王执行礼法，又在相当程度上拥有行礼执法的权力，从而构成对皇权的制衡。官僚脱衍于具备文化优势的士阶层，拥有广大的社会基础，下与庶民联系、上依托权贵。”[13]身处皇权秩序之中的司马相如，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亦得时常顾虑自己宫廷文人的身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履行职能。以此视角解读司马相如的赋作[14]，便能由表入里，从文字里窥得西汉礼制对文人的影响。

文教礼乐方面，武帝采用董仲舒的治理范式：“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15]细读此语，虽是为儒家思想说话，却颇似李斯“非秦记皆烧之”[16]一言。二人立场大相径庭，所言却皆有非我族类具可摒弃一意。儒家思想于汉代确有适应性，所以董仲舒是成功的。《春秋繁露》亦有：“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17]所述之言，总可以归结于“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18]，为巩固政治而言说。董仲舒后，汉朝文化环境整体来说是儒法兼备的。用儒家仁政统摄思想的同时，用法家严政干涉文化，是汉代治世的主要方法。专制政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这种制度对汉代的社会统一和社会安定的维系，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宗法—专制政治又束缚人的自由发展、阻滞社会经济的健康成长”[19]，虽然在汉代并未造成社会进步的严重障碍，但对文学与文艺理论的发展确实产生了不利影响。

武帝好文，网罗天下才俊为己所用，《资治通鉴》载武帝时的作家群体有言：

上自初即位，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上简拔其俊异者宠用之。庄助最先进；后又得吴人朱买臣、赵人吾丘寿王、蜀人司马相如、平原东方朔、吴人枚皋、济南终军等，并在左右，每令与大臣辨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屈焉。然相如特以辞赋得幸；朔、皋不根持论，好诙谐，上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20]

文人们造诣斐然，其中相如所得评价极高：“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21]君王赏识文人，时代又处于中央集权制度之下，自然会生出这样一批作家队伍。汉代王室对辞赋之喜爱，并不止于汉武帝，而是群体现象，“上自帝王，下至将相生员学子，均为辞赋之作者”[22]。西汉的统一、强大、文明、昌盛，使西汉的美学有条有理，也使西汉的文学大气磅礴。辞赋虽隶属文学，是文学体裁，但汉赋所书写的内容庞大繁复，游宴、音乐、宫室、祠祭等与礼制相关的主题皆在其中。西汉政治性强烈，文、美、礼在逻辑与内容上都具备政治性，皆为展现大一统王朝的同一性而存在。不难发现，汉赋与礼制性质相似，都是为汉朝的文化事业服务的，二者相得益彰：“‘礼’的范围十分宽广，其建设成就如封禅、郊庙、宫室、朝仪、射猎等等均涵括其中，并彰显着帝国的形象。大赋作为一种规模宏大的文体，且赋家几乎都参与过政治活动，他们的作品关心礼制建设、受到礼制建设的影响就显得十分自然了。”[23]

汉赋之所以能体现出王朝气象，是因为赋作家们与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赋作家多为宫廷文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官方意识形态。与此同时，他们的赋作又辅佐官方产出更多的意识形态，成为一股重要的维护政治与文化秩序的力量：“这乃是汉赋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合谋关系，这种合谋关系的生成，有利益的驱动，有专制权力的胁迫，但更多的是赋家自觉自愿的一种选择和追求。”[24]汉赋虽是对权力的反映，但艺术性极强，其光辉能将赋文的写作目的都遮盖过去。赋作家在汉赋中描写的，是他们眼中的巨大时代。他们极尽夸张的手法，与其说是在记录汉代的现实，不如说是在描画自己美学上的理想与信仰。当然，这种理想与信仰也贯彻着大一统的模式，展现着大汉朝的时代风貌和文化气象。

二 以大为美：西汉礼制与相如辞赋的宏大气象

秦朝为巩固大一统统治，改先秦之分封制为郡县制。汉朝既希望能够继续进行集权统治，又不愿通过相对残暴的手段达成，因此汉初在承秦制的同时，借助先秦时期分封制，以宽厚仁政为准则，改良郡县制，实行郡国制：“汉兴之初，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25]然而，大一统意识形态下的君王必然忌讳藩王的势力。武帝时期，需要比道家思想更具备向心力的思想来实现皇权统治，于是儒家思想便成为适宜之选。儒术下的礼制等级，首先肯定君权神授——民应跟随君，因为君代天授命。此外，西汉格局庞大，在追求天理的同时亦希望获得民心。由此得见，君王的意愿有两点：第一，对领土拥有不会被威胁的统治权；第二，君须为民心所向，避免重复秦朝因暴虐而被推翻的历史。

《汉书·地理志》有：“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26]可见武帝追求庞大国土，并对领土进行了高效的管辖，以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君王实行这样的制度，为司马相如的赋作提供了“以大为美”的美学理想。司马相如赋气势非凡，初读惊诧不已，二读回味无穷，三读崇敬拜服，实则是武帝时期浩瀚宏伟的山河疆域与一统天下的政治局势之回响。分析这份大气可以看出，司马相如赋的风格与汉朝大一统的气势是匹配贴合的。

譬如，司马相如的作品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时空上的完整性，“从司马相如的论域看，辞赋创作必须要突显时空的审美整合性。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表征了这一审美论域”[27]。如《子虚赋》有：

其东则有蕙圃蘅兰，茞若射干，芎藭菖蒲，江离蘼芜，诸柘巴且。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阤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莨兼葭，东蘠彫胡，莲藕觚芦，菴䕡轩芋。众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蔆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有神龟蛟鼍，瑇瑁鳖鼋。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樟，桂椒木兰，蘗离朱杨。楂棃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猿玃猱，鹓鶵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豻，兕象野犀，穷奇獌狿。[28]

《上林赋》描绘上林苑亦有：

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滻，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余逶迆，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野。[29]

《天子游猎赋》中，东、南、西、北、中、上、下、左、右的方位都有全面述写，要写就写全，不能漏掉某个方向。不强调碎片而强调整体，是西汉金瓯无缺的政治思想在文化艺术中的体现。相如既身为宫廷文人，便是大王朝的“精神策动者”[30]，他以写辞作赋的方式为君王尽忠，为王朝展示社会的美学理想。相如赋作以颂赞为主要旋律，将武帝时期西汉王朝的大气磅礴尽揽文中，自然而然获得了君王之认可。

此外，《上林赋》很是注重礼制。辞赋开篇便提及应“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31]，而后则重点强调礼制与文化的重要性大过于物理上的排场：

于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乎六艺之囿，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狸首》，兼《驺虞》；弋玄鹤，舞干戚；载云䍐，掩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卉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于三皇，而功羡于五帝：若此，故猎乃可喜也。[32]

真正的林苑，是道德仁义之林苑；真正的狩猎，是文化礼乐之狩猎。在赞颂中暗藏微微劝诫，是大赋的常见写法。相如在《上林赋》中对典籍铺排罗列，是在劝诫君王需以礼义为准则，学礼修文以治国平天下，不失却君王之德行，为众多庶民百姓广行仁政，由此便已经可以探知西汉礼制与相如辞赋的同源性了。事实上，赋作对礼制的重视，也暗合了武帝对礼制的重视。

司马相如在《难蜀父老文》中，更深入地说明了“大”与“礼”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夷狄殊俗之国，辽绝异党之域，舟车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风犹微，内之则犯义侵礼于边境，外之则邪行横作，放杀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为奴虏，系缧号泣，内乡而怨……”[33]无论是国土疆域上的广大，还是文化精神上的雄伟，西汉王朝与司马相如所追逐的都是高大旺盛的宏大气象，而非婉约柔和的行事作风。在司马相如看来，只有“大”的美学理想，才能使“礼”更好地贯彻，所以帝王才应将扩张与崇礼有效结合，“创道德之涂，垂仁义之统，将博恩广施，远抚长驾，使疏逖不闭，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偃甲兵于此，而息讨伐于彼”[34]。君王应把礼制与统治相结合，领会开疆扩土不仅是国力强盛的必要步骤，还具备劝导庶民、文明开化的教育功能。相如之文与武帝拓展国土的大一统政策相应，遂深得帝王之心。

武帝的政治、王朝的礼制、相如的辞赋，从根源上来说都是统一的，都体现出“以大为美”的恢宏理想，这份理想造就出了“西汉鸿文”[35]。鲁迅使用“西汉鸿文”的评价，具体指向贾谊与晁错之文，认为二者“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36]，但此评价用在司马相如等赋家身上同样适宜。西汉的辞赋整体展现出相同的国家向心力，皆具备追求繁荣昌盛之美的美学理想。正因为西汉雄文具备同质性，才能反映出汉代的整体社会状况，而成为研究汉代人文风情的重要史料，使汉代文章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伟大宝藏，在文学史、美学史上都有不可取代的重要价值。

理想所带来的满足感是抽象的，将其具象化后，美就诞生了。艺术作品之所以让人感到美妙绝伦，是因为艺术在描述这种满足感：在创作一个艺术作品时，即使时间线意义上的未来还没到来，理想已经先行存在了。传统的经典艺术崇尚神圣之物，将其形象创作出来，所构造出的作品，本质上是在崇拜某种当前的现实中可能缺少却想要追寻之物。礼制亦是如此。礼制虽为对现实的规定，看似不属于理想的范围，但这种规定本质是统治者对社会的构想，蕴含着统治者对未来社会的期许，当然就也暗含理想的魅力，这时也就具备了美学的根本逻辑。理想是多形态的，也就是说，美亦是多形态的。理想的形态决定了美的形态，既然理想可以被建构，美也一样可以被建构。如何发展美学，其核心问题是如何建设理想的内容。汉赋选择将汉朝大一统的帝国理想具象化，因此汉赋的风格总是大开大合、有张有弛，故而气势强劲、雄伟恢弘。汉赋的猛烈文势所彰显出的强大生命力，“不能说和日丽中天、俯照环宇的大汉帝国的国势无关，和我国民族的伟大气魄无关”[37]。西汉帝国国势旺盛，礼制与文学都在强劲的社会环境下生发。幸运的是，二者对“大”之理想的追求，在现实中也得到了良好的回应。

三 化简为繁：西汉礼制与相如辞赋的崇繁情节

《文心雕龙·诠赋》将赋定义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38]指明了赋的概念。又有：“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39]指明了赋的来源。这样通过华丽辞藻与铺排手法制作而成的汉大赋，其目的是“颂扬汉帝国的声威”[40]。总结来说，汉赋起源于三种文体：“精神实质承继于诗教；华丽的辞采形式嬗变于屈骚；多变的内容结构出入战国诸子。”[41]赋既然可以算作是一种新文体，那么自然是发展了旧文体，超出了旧文体谱系的。吕思勉指出赋的特质：“秦、汉继春秋、战国之后，为散文极盛之时。然其时之人，所视为文之美者，乃为多用奇字，造句整齐，音调和缓，敷陈侈靡，于是辞赋之学盛，而散文亦稍趋于骈偶矣。”[42]

明显得见，这些特征区别于诗、骚、论，却又抹不去诗、骚、论的痕迹。赋体文学将三者糅合来发展，也是大一统的帝国精神在艺术上的体现。在三个文体来源的基础之上，汉赋尤其喜用难字：用巧字铺陈极大篇幅后，可获得典雅不俗的审美效果，仿佛在刻意展示先秦文化汇集于当朝的大量文化财富。赋的讽谏美刺精神，继承于《诗经》；赋的浪漫主义气质，继承于《楚辞》。当然，赋亦与二者有异：“赋的句式，多数以四六对仗为主，汉赋还多杂散文句式，这是诗、骚所没有的。赋中多用和散文一样的连结词语，如‘于是乎’、‘至若’、‘是以’、‘若夫’等，这也是异于诗骚之处。”[43]另外，赋体文学区别于哲学学术论著，是受到辩士论说之术影响的。论辩的关键在于说服，因此注重以形象化动人，重视铺排叙述的手法，看重话语言辞的力量。赋体文学继承了这一点，遂将自己的形态发展为气象万千的言辞艺术，辞藻比源头更为丰富。

司马相如尤其擅长将简洁的思想用繁复的辞藻表现出来，所以刘勰才有“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44]之言。《上林赋》中，司马相如罗列了诸多种类，仿似无以穷尽：

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萄；隐夫薁棣，荅沓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貤丘陵，下平原；扬翠叶，扤紫茎；发红华，垂朱荣；煌煌扈扈，照曜钜野。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长千仞，大连抱；夸条直畅，实叶葰楙。攒立丛倚，连卷欐佹；崔错癹骫，坑衡閜砢；垂条扶疎，落英幡纚。纷溶箾蔘，猗柅从风；浏莅卉歙，盖象金石之声，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还乎后宫。杂袭纍辑，被山缘谷，循坂下隰，视之无端，究之无穷。[45]

事实上，整个《天子游猎赋》都充满大量的铺排。故事其实是简单的：子虚先生与乌有先生为楚、齐田猎之事而争辩，随后亡是公将上林苑夸赞一番，并借天子之口反思田猎对民众之危害。司马相如将这个简洁明晰却蕴含政治寓意的故事铺陈开来，事无巨细地描写叙述，以至于即使将赋作当成百科全书来观览亦无不妥。全赋字句工整、精妙绝伦，灵气跃然纸上，可谓汉大赋的巅峰之作，后世辞赋皆难以超越。

再以《长门赋》为例。《长门赋》是为陈皇后而写，司马相如选择了最能打动武帝的方式，也就是将陈皇后失宠后的哀痛用赋体形式铺陈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长门赋》的铺陈与大赋的铺陈不同，并未堆砌大量的奇僻辞藻，更多是着墨于“深刻细致的心理刻画”[46]，是在氛围上而不是在辞藻上，化简为繁，实现情感扩大化：

刻木兰以为榱兮，饰文杏以为梁。罗丰茸之游树兮，离楼梧而相撑。施瑰木之欂栌兮，委参差以槺梁。时仿佛以物类兮，象积石之将将。五色炫以相曜兮，焕烂爗而成光。致错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张罗绮之幔帷兮，垂楚组之连纲。抚柱楣以从容兮，览曲台之央央。白鹤噭以哀号兮，孤雌跱于枯杨。[47]

赋作描写深宫中精致多彩之物，来反衬孤独感。《长门赋》对感情的渲染，多借助环境与物品，为渲染悲哀氛围，将伤心与伤情扩大化。孤寂之魂随着对君王的想念越发悲愁，处处皆寂寥，所以处处都有想念的影子。人心与环境相互映照，在将简单的思念复杂化的同时，其审美效果也随之扩大化了。

为何司马相如不直接陈述目的，而要用大量繁复的描写去表现寓意呢？自然是因为君臣之礼的限制。《中庸》的“素位理论”表明了这一点：“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48]践行中庸之礼有一系列的规定，不可逾越自我的身份。中庸精神“施之于文化，则是在多种文化相汇时，异中求同，万流共包；施之于风俗，便是不偏颇，不怨尤，内外兼顾。奉行中庸的理想人格，则是执两用中，温良谦和的君子之风”[49]。如前文所述，司马相如作为宫廷文人，写文作赋必须顾忌君臣之礼。也可以说，只有遵循了君臣之礼，温良谦和，才能最有效地完成劝谏的任务。在集权统治之下，人臣若对君王不够温婉，便是僭越。假设面对陈皇后一事，司马相如作文谏上，不使用赋体文学的写作手法，而是直接陈谏，必定难以打动武帝。

武帝时期，辞赋与礼制都存在“化简为繁”的现象，二者的繁复性极其相似。罗列铺陈并不是司马相如特立独行的特征，而是汉赋的整体风格；西汉礼制的规矩原则，也是条例纷纷、不胜枚举。武帝时期，出于巩固中央权威统治，以及武帝个人追求长生的目的，“汉朝制礼的第一个高潮在此时到来，而国家祀典更为踵事增华。国家祀典的发展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的辞赋创作，尤以司马相如的赋作为代表”[50]。礼制追求繁复、追求具体，与汉赋有着相同的特点，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文教礼乐崇尚“具体”的范式，引领时代性的审美风潮。不放过丝毫细节，是大一统王朝展现权威的方式。也可以说，此时的礼制与辞赋，虽分属于制度与文学，但都以化简为繁的美学理想，自信地彰显着西汉王朝的卓越。它们作为文化共同体，一起捍卫了皇权的权威性。

四 劝百讽一：西汉礼制与相如辞赋的两难处境

汉赋的目的之一，是为汉朝政治所用。赋作的所有铺排再靓丽，都会突出一个主旨，带有很强的目的性。然而，君王在阅读时可能会被华美的辞藻所蒙蔽，难以看出主旨来，好像显得汉赋的功能性不那么凸显了。这导致汉赋陷入两难的尴尬处境：在汉朝，它被认为是无用之文体，文学性过多而缺少实用性，如扬雄悔赋，从喜爱辞赋到批评辞赋为“童子雕虫篆刻”[51]“壮夫不为也”[52]；在后世，它却又被认作政治性文体，实用性过多而缺乏文学性，未有文学自觉意识，不能代表中国文学自觉[53]，因为汉朝强大的政治辐射影响了它：“作为文学话语的汉赋，根本缺乏文学话语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它在本质上乃是政治性的。这与大一统专制政治强大的辐射力有关，亦与两汉社会各个领域的分化程度不高有关。”[54]赋这种文体，不仅为了颂扬，也为了讽谏，这样看似矛盾的功能，同样也使司马相如在君臣的礼制下，面临着两难处境：在封建大一统社会，作为人臣，对帝王尽忠是责任与本分。尽忠有两种方式，一是颂天子之美，二是谏天子之失。颂言顺耳，君王听之喜悦，因而颂美一般没有风险。但谏言逆耳，君王就不一定喜爱了。可作为臣子，特别是有责任心的部下，如若发现社会存在问题还隐而不报，就不能算作忠臣。

以《大人赋》为例。武帝为求长生不老，嗜好祀神求仙。从礼制的角度看，求仙的行为具备整合神权的目的，并非完全为追求武帝一人之利：“游山玩水和寻求不老之方绝不是秦皇汉武宗教活动的根本目的。这些措施，与简帛材料所见的设立巫官、制定祀典、打击淫祀、混同全国山川神祇等行为，具有同样的政治和宗教功能。”[55]不过无论求仙缘由如何，帝王重视礼制有何积极意义，司马相如并不赞同此事。司马相如希望帝王将注意力更多地转向现实，而他作为宫廷文人，碍于礼仪，不能太过直接地指责帝王，遂审时度势，创作出《大人赋》，塑造了“大人”这个形象：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弥万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轻举而远游。乘绛幡之素蜺兮，载云气而上浮。建格泽之修竿兮，总光耀之采旄。垂旬始以为幓兮，抴彗星而为髾。掉指桥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摇。揽搀抢以为旌兮，靡屈虹而为绸。红杳渺以眩湣兮，猋风涌而云浮。驾应龙象舆之蠖略逶丽兮，骖赤螭青虬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裾以骄骜兮，诎折隆穷蠼以连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骧以孱颜。跮踱輵辖容以委丽兮，蜩蟉偃蹇怵㚟以梁倚。纠蓼叫奡蹋以艐路兮，蔑蒙踊跃腾而狂趡。莅飒卉翕熛至电过兮，焕然雾除霍然云消。[56]

相如意在揭示帝王之失，盼帝王早日清醒。“大人”统帅众仙、威风凛凛，却“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友而独存”[57]。受巴蜀地域文化影响的司马相如，对仙道文化非常熟稔，所以才能创作出这样气势恢宏的“大人”形象，恰好对上武帝的胃口，充分迎合武帝的虚荣心：“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58]所以从结果上看，文学形象之成功，反而导致了政治诉求之失败。他通过赋作讽谏帝王，却反而挑起武帝对求仙更浓厚的兴趣。比起虚无和孤独，武帝更多地看到的是无所不能、权倾天下的自己，因此沉迷在自我的伟岸之中。

“劝百风一”[59]之写作方式，确实难以达到作者的最初目的。《大人赋》可以代表封建社会文学中“美刺”的矛盾：想要给帝王服解药，则先要给他灌一锅迷魂汤。这也就是所谓“赋家主观上想发出批判性的声音，但文本的制作中却又极力运用修辞策略，掩盖这种异质的声音”[60]。《大人赋》的这锅迷魂汤熬得太到位了，以致把解药的效果都盖了过去，导致想要表达的观念并未很好地展现出来，反而让汉武帝更加迷醉。与此同时，也不能忽略司马相如并非盲信盲从之人，而是时时将国家利益放在心中的。毕竟从司马相如将蔺相如作为偶像的这件事就能看出，对比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对司马相如来说更为重要。他想要为大一统的汉代作出贡献，想要成为时代英雄。西汉礼制影响下，相如赋作正如他的为人——渴望两全，尝试两全，却难以两全，而陷入两难。在这方面，与其责怪他个人，不如将眼界放大，直视封建体制的局限性，因为这是封建社会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福柯认为：“在人类的关系之中，总是存在着权力关系。它们在个人之间，在家庭之中，在教育关系之中，以及在政治团体之中起作用。”[61]西汉时期，对赋作家司马相如来说，权力关系的表征便是君臣之礼。皇权下的礼制，使得汉赋的形态受赋作家的身份所限制，文意则受儒家思想所影响：“退隐之士可以独立不迁，自傲于政治之外。但处于政治风浪之内的人，如何抵御权势，自致远大，则是棘手而实际的一个问题。”[62]文人品格对文艺风格的影响明显，因为赋体文学本身就是为帝王政治服务的，它自然会被赋作家的治世思想所渗透。所以后人再看汉赋，总能看出儒家仁政思想来。赋体文学在政治方面，是有功能性的。但赋作家碍于臣子身份，不得不万般掩饰帝王的错误，导致讽谏变成微谏，所以赋体文学虽然具有铺排的优势，适合歌颂皇权与皇权下的礼制，且如此歌颂能使赋体风格华丽非凡，但用来实现某种政治理想却很是困难。

汉人普遍采用劝百讽一的写法谏上，读者也能“顺当地接受这样由劝而谏的叙述方式”[63]。正是因为在汉代，由帝王起皆好丽辞。所以文人才会这样去写，以一种帝王喜爱的、容易接受的方式，来表情达意。若非如此，劝谏类赋作不会流行至引人效仿，亦不会在后世传为美谈。赋作者的确有投其所好的行为，而这种做法是否有曲意逢迎之嫌，则并非后人所能揣度，毕竟每篇赋作的写作初衷，以及其美学理想是否实现，只有作者本人清楚了然。当代研究者们所能确定的是，汉代辞赋实为中国文学不可缺少的代表性文体，这是包括司马相如在内的汉代文人们精心创作而成的华美奇观，字字句句都凝聚着巧思妙想，是为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珍宝。

结语 “礼”与“美”的二重奏

司马相如赋的美学理想，与西汉王朝大一统的政治诉求相呼应，追求儒家仁政思想，并在西汉礼制的影响下，表现出“以大为美”“化简为繁”“劝百讽一”的审美特质，构建出西汉时代独有的文学气象，实现了中华文化“礼”与“美”的二重奏。在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中，“礼”与“美”从来便息息相关——“礼”作用于“美”的生成，“美”实现了“礼”的具象，二者皆受社会理想的影响，呈现出符合理想的形态。

“礼”与“美”具备相同的功能——教化，所以有“君子不可须臾离礼，须臾离礼则暴慢之行穷外；不可须臾离乐，须臾离乐则奸邪之行穷内”[64]。礼制代表着当前的人文价值，代表着社会共同约定的“善”。教化诸生，即是从善去恶。《礼记·曲礼》有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65]人生轨迹是对信息的接收与消化，而不会有两个人的信息体验完全一致——可能会有相似的信息体验，但不会完全重合。正因如此，人们才需要正确信息的引导。构建正确的信息导向，是每个时代都重点关注的问题。信息导向包括政治导向、教育导向、文化导向等，皆以礼制的形式呈现出来。文艺导向，也是信息导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文学艺术、美学思想，是人们接触信息的主要管道之一。“美育”作为“文以化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是文艺对人们的引导：“诗之为教，著于礼经。温柔敦厚，本诸性情，君子读之，岂惟多识。玩其指归，感善惩逸。”[66]

当代中国文化，可受西汉“礼”与“美”二重奏之启发而流变。历史上，中国礼制具备明显的传承性：“中国古制走的是延续性发展之路，所谓‘周监于二代’‘汉承秦制’‘唐承汉制’‘宋承唐制’‘明承宋制’‘清承明制’，故中国政治家和文化人讨论制度，大多‘言必称三代’‘言必称先王’。”[67]中国的美学，也是延续着先秦思想如道家美学、儒家美学等发展而来。直至当代，传统文化依然具有重要地位。中华文化自古以来便是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当代中国拥有庞大的传统文化宝库，承载着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先进思想又极大地发展了传统文化，使得优秀的新思想层出不穷地涌现：“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为突出特性的中华文明孕育、产生、维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因之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和价值取向。”[68]这些“文”，规定了现在的“我们”。我们对自我的认定，是由中国身份、中国立场决定的，“中华文化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自信正内化为个体心灵的文化认同”[69]。

司马相如所在的西汉王朝，对文化礼乐的统合是全方位的，在国家内部运用儒家思想统一社会，在国家外部推进国际文化往来：“在华夏文化系统内部，统一政治，独尊儒术；在与其他文化系统相涵化时，往来冲会，外拓固守。”[70]时至当代，为丰富世界文化样态，中国也保持着与外国的友好文化交流。为更好地进行文化输出，我们也树立起了更加坚固的文化自信意识：“这种与他种文化相区别的身份认同，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权的前提条件。”[71]相互尊重与相互理解，是“我文”与“他文”进行和洽交流的前提。以中国话语为基点，在和平友好的环境下促成全球文化的健康发展，则可实现文化上的共同繁荣。

“礼”与“美”相互呼应，共建融洽的二重奏，为中华文化勾勒出独特的轮廓，加强了中华儿女的向心力。王充《论衡》有言：“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宝器。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72]中国传统文化便是“骨象玉石”，当代学者的责任，则是将悠长历史中宏伟的思想“切瑳琢磨”，挖掘出其中的民族之魂，铸造适用于当代社会的“宝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文化无论怎样发展，都有一条底线不能更改：一切出发点都为了人民。无论是国内的文化传承、文化创新，还是与国外的文化交流，都要坚持以民为本的准则，最终的落脚点都在人民身上。礼制与美学亦是如此：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完成人民的美好心愿，是构建当代文化的重要原则。将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文化，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形成具备先进性与民族性的当代理想，塑造合于先进理想的“礼”，将其具象化成适应于当代社会之“美”，提升人民的审美能力，应是当代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文原载《中国艺术教育》第2辑。作者单位：星空游戏(StarSky Sports)官方网站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