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茶马古道”是中国当代学者提出的原创性学术概念，在韩国、日本及英语世界广泛传播。该概念影响力的扩大，得益于历史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持续研究，而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它给茶马古道带来了丰富的想象和诠释空间。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等通过各自的创作在不同层面上使用茶马古道：或为诗歌意境激发的起点，或为抒发胸臆的载体，或为故事构思的背景和主题等。近年来，部分网络小说家更是热衷于茶马古道题材作品的创作。这些当代文学作品将茶马古道当作“异托邦”，展现出现实与想象的交织、历史与当下的交汇、边缘地带的中心性、规训与自由的并存、身体与精神的穿越等特质。借助形象化、情感化和审美化的文学书写，茶马古道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
茶马古道；当代中国；文学书写；异托邦
正文
“茶马古道”是中国当代学者提出的原创性学术概念。20世纪80年代末，木霁弘等六人在滇、藏、川“大三角”进行旅游探险和人类学田野考察，他们发现，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丛林草莽中，隐藏着被遗忘的、向西藏运输茶叶的神秘古道，并将之命名为“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历史上曾经承担重要功能的贸易路线，促进了人类迁徙、族群互动、边疆巩固、文化交流等，具有文化遗产的特性。因此，学术界对茶马古道概念的认知往往将它首先归属于历史学，同时其他多个学科也展现出研究茶马古道的浓厚兴趣，产出了众多成果。茶马古道概念的首创者之一木霁弘曾说：“语言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学、地质学、生物学等众多学科纷纷介入对古道的研究，使茶马古道成为当代中国文化图景中最引人瞩目的学术盛事。”多学科介入茶马古道研究，其概念语义空间日益广阔，并在日本、韩国及英语世界有广泛传播。但学界鲜有论述文学书写对茶马古道的贡献。实际上，无论是茶马古道概念的提出，还是茶马古道诠释空间的不断扩大，文学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是文学为茶马古道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激发了人们不懈探索的兴趣。
一、建构茶马古道的
散文和非虚构写作
在茶马古道的文学谱系中，散文与非虚构写作以其独特的现场感与纪实性，承担着文化发掘与记忆塑形的奠基使命。它们通过学者考察、记者走访与作家行旅，将消逝中的马帮铃声、古道遗迹与族群记忆转化为永恒的文字档案，构筑起这条文明通道最坚实的话语根基。
（一）茶马古道的文学性诞生与文化抢救中的记忆重构
茶马古道概念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文化寻根热和边疆考察热，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木霁弘等人注意到了西南地区长期活跃的、富有民间传说色彩的马帮文化。1990年7—9月，在中甸县志办等部门的支持下，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徐涌涛、王晓松、李林等六人展开了一场为期100天的“综合文化考察”，他们的考察成果便是1992年出版的《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作为茶马古道概念的先导之作，《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这次考察名义上是多学科的田野调查，实际上更多是文学、美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美学探索，正如该书序言所说：“一次文学艺术的调查汇集，是对山川文物的录像摄影和民间音乐舞蹈的音响记录等等多功能的美学考察。”
《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融学术性与纪行散文于一体，这种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带动了一批以茶马古道为书写对象的纪行类散文书籍的出现。这类书籍之所以盛行，还在于与茶马古道（特别是滇藏线）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并不丰富，以马帮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和遗迹虽然尚有存留，但正在快速消逝且无法复制，即将成为历史文化记忆。因此，各类写作主体力图通过文字记录茶马古道上的远古习俗和当代变迁，如杨红文所说：“这些风俗习惯和古迹遗存，都是先辈们的生活智慧和文化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论是消失了的还是变化着的，能够记录下这些过去存在过的、现在还能看到的文化遗产，也算是我对创造者和传承者的致敬。”
总体来说，这些记录呈现出强烈的非虚构特性。书写者们力求通过历史文献、访谈、口述、实录、随笔、游记、散文等多种形式记录茶马古道，不仅记录贸易路线上的自然风光、货物商品、驿站寺庙，还记录不同族群及其生活、风俗和信仰等。在这些书写者中，最有代表性、成果最为丰厚的是“茶马古道六君子”之一的李旭，他先后发表了《遥远的地平线》（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九行茶马古道》（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茶马古道》（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茶马古道上的传奇家族——百年滇商口述史》（中华书局2009年版）等作品。李旭以实际走访和口述史等方式，聚焦茶马古道上的商号、藏客、背夫、马帮等，既哀叹这种生活方式的消逝，“现在是来记述这一经历的最后时刻”了，又有对过往伟大冒险和勇气的敬畏之情，“那的确是一次独一无二的伟大冒险”。他说：“我想尽可能完整地描绘出那条惊心动魄的道路，尽可能真实而有血有肉地再现出那一段历史和那一种生活，为那些可歌可泣的马锅头和赶马人，为那一条让人魂牵梦绕的路，为那一种可能永远不会再有的生活方式。”
（二）文化旅游热中的“行走文学”非虚构叙事
21世纪以来的文化旅游热潮推动了茶马古道书写。云南、四川和西藏等各地政府、期刊报社等不同主体积极推出科学考察、新闻报道、文化采风、实际勘察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参加活动的作家、记者和文化学者，记录沿途的自然风光、历史遗迹和风土人情，留下了不少散文和非虚构作品。199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走进西藏”文化考察活动，组织7位作家从不同线路进入西藏，以文字和图片形式展现各自旅程。其中，范稳的《苍茫古道：挥不去的历史背影》（2000年版）、阿来的《大地的阶梯》（2001年版）都以茶马古道为书写背景。2002年，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州、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联合主办茶马古道大型综合科学考察活动。参加此次活动的除各学科的学者外，还有马丽华、邓启耀、孙官生、金志国等作家和记者，在考察过程中，他们边走边记，用文学书写茶马古道。以藏地书写而闻名的散文家马丽华是其中的代表，此次考察她参加的是北路川藏线的活动，并撰写了《茶马古道史话今说》《好一个辉煌的起点》《磨西的老背夫》等10篇散文，这些散文发表后引起较大反响，并收录于2004年的《又见茶马古道》一书。
2003年，康巴藏族作家亮炯·朗萨跟随“川藏茶马古道课题组”考察，创作了散文集《恢宏千年茶马古道》（中国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她行走于川藏茶马古道，以文化地理随笔和历史散文的形式，把茶马古道描绘成西南山河的心灵地图。2005年的“云南马帮进北京、重走贡茶路”活动结束后，活动的组织者马帮“大锅头”蔡国荣整理168天的行走日记，发表了非虚构作品《重走马帮路2005赶马进北京》。普洱县文联作家魏志云、记者李瑞颉等也撰有“马帮日记”，经《北京日报》《中国民族报》等连载后，收录于作品集《茶马史诗感动中国“马帮茶道·瑞贡京城”普洱茶文化北京行纪实》。2015年，北京大学等高校和《科学中国人》杂志社组成藏羌茶马古道考察队深入横断山考察，记者李贵平随行并撰写了《历史光影里的茶马古道》（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有些学者依托项目或者基于自身兴趣，也组织了一些活动，创作了一批作品。如中山大学邓启耀虽然是人类学家，但他在田野考察中，以文学的手法书写和审视茶马古道的古今意义，发表了《灵性高原 茶马古道寻访》《古道遗城 茶马古道滇藏线巍山古城考察》等作品。这类书写范式，带有“行走文学”的印记，是一种通过行走来探索和表达人类与自然、历史及自我关系的文学形式，对此李敬泽曾有过深入分析。
（三）“读图时代”图文并茂的作品及代表性作家
茶马古道概念兴起之时，恰是出版业进入“读图时代”的转型期。茶马古道这一地理空间中的汉藏交融独特图景，呈现出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的异质性风貌，满足了人们对诗与远方的追寻，实现了独特风景、神秘文化和少数民族生活等“异托邦”想象的具象化。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阅读需求，于是出版社推出一批以“茶马古道”为主题、图文并茂、带有文化旅游散文性质的图书，据周重林统计，仅在2004年就出版了50多种。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图说晚清民国茶马古道》（中国农业出版社）、《九行茶马古道》（作家出版社）等，进一步助推了“茶马古道热”。与茶马古道相关的散文集多数带有“读图时代”的印记，在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中显现出休闲阅读的趣味。前文提到的李旭，就是图文创作的代表。李旭出身于文学专业，不仅擅长以文字和口述等方式记录茶马古道，还热爱摄影和田野考察，拍摄了有关茶马古道的大量照片，并向云南《华夏人文地理杂志》、台湾《大地》地理杂志和《T-PHOTO》杂志供稿，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传播茶马古道，受到较多关注。
在书写茶马古道的散文和非虚构作品中，除李旭外，孟勇也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作家。孟勇早年是一位记者，长期采访茶马古道，撰写系列散文，结集为《茶马古道千江月》（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其中《月满康定河》一文受到好评，被收入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的《2010年中国散文精选》。还有王旭烽，曾凭“茶人三部曲”之《南方有嘉木》《不夜之侯》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她不仅撰写小说，还写下许多茶文化散文，其中的《山间铃响》《马上喝藏茶》等，书写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生活和饮茶习俗，《山间铃响》还被《2002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收录。2015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汉源县委员会编的《背夫壮歌》也值得关注，书中收录了不少老背夫的口述资料，特别是朱德万的《背夫日记》，以质朴的文字反映茶马古道上人们的艰辛生活和顽强奋斗精神。总之，这些散文和非虚构作品，通过文字、图片等多种形式，珍藏了茶马古道尚存的历史遗迹，呈现了茶马古道的多种面相和可能，并且通过不同主体的努力，构筑起茶马古道的当代叙事。
二、作为诗歌意象装置的茶马古道
当散文以线性叙事“讲述”茶马古道，诗歌则以独特的意象系统“重塑”其审美意蕴。诗人们将古道从地理通道升华为文化符号，通过多重题材构建起一个融合历史血脉、生命琴弦与高原魂歌的意象谱系，完成了一次从现象描摹到精神考古的深度诗学建构。
（一）诗歌对茶马古道的审美转化与题材分野
在诗歌用语言“重塑”世界的过程中，意象扮演了无可替代的核心角色，它是诗歌情感的载体、想象的引擎和意义的结晶，是诗歌凝练、含蓄、富有张力的特质来源。茶马古道概念在20世纪末被学界正式提出并逐渐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后，从一个历史上的区域性贸易通道名称，跃升为一个全国性的、承载着多重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这一转变极大地刺激了诗歌创作者的灵感，他们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符号所蕴含的丰富层次，并自觉地将其转化为诗歌创作的核心意象与精神资源，从而形成了独特的书写路向。
就题材而言，以茶马古道为意象或主题的诗歌主要有四类。一是现代短诗。这类诗歌往往是比较零散地通过各种渠道发表。如李瑛《茶马古道上的背夫》（《星星·诗歌》2005年第10期）、阿青《踏歌茶马古道》（《西藏文学》2017年第6期）、田军成《安化茶马古道行吟》（中国词网2025年6月19日）。二是现代组诗或长诗。组诗有云南许文舟《沿着茶马古道拜访一朵雪莲》（《大理文化》2012年第12期）、山西陈跃军《昌都，茶马古道上的悲欢离合》（《西藏文学》2022年第2期）等。长诗的代表作是青年诗人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这部作品填补了茶马古道题材在长篇诗歌创作领域的空白。三是歌词体诗或流行歌词。如：韩红作词和演唱的《茶马古道》（2005年），是一首藏族民谣融合歌曲，歌咏雪山、马蹄、雪莲、康巴姑娘与纳西汉子；刘一澜词、卓玛央宗演唱的《茶马古道》（2017年），是新藏式流行歌曲，以马铃声、德钦弦子、通往拉萨的脚步等为歌咏对象；徐荣凯词、孙楠和曹芙嘉演唱的《想那个地方》（2024年），以景迈山古茶林、古道铃响、澜沧江月色等为意象；等等。特别是近些年盛行的国风类歌曲往往青睐茶马古道，如芮楠演唱的《古道茶马》（2020年）歌咏了茶马古道的苍凉景象和行走其上的洒脱放达，其创作团队曾体验茶马古道文化，并以“背二哥”（背夫）为灵感原型。四是古典诗词。这类创作的代表是孟勇，他用“新宋词”的形式以茶马古道为主题，在网络上发表了许多宋词式样的诗歌。
（二）《茶马古道记》的文化意蕴与意象系统构建
在类型众多的茶马古道诗歌中，最有厚度和分量的是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该长诗是中国作家协会2015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扶持作品，以“千年蹄印”“高原魂歌”“生命情弦”“历史血脉”四个篇章，用丰富的意象和细腻的笔触，构建了一部多维度、深层次的文化史诗，其中有历史与空间的交响、生命与信仰的礼赞、文化交融的生动图谱。《茶马古道记》不仅是一位白族诗人对故乡文化遗产的深情致敬，也是中国当代诗歌在题材开拓和精神挖掘上的重要收获。这部作品以其深邃的文化意蕴、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崇高的精神品格，成为了解茶马古道文化、感受中国多民族文学魅力的不可或缺的代表性文本。作品发表后广受关注，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16年）和第二十五届全国鲁藜诗歌大奖（2016年）。《茶马古道记》还被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列入“阅读中国五彩丛书”，译为英文面向全球发行。借助这种形式，茶马古道概念在国际上得到进一步传播。
诗人书写和歌咏茶马古道，并非简单的题材猎奇，而是一次次深刻的主题开掘和意象系统重建。其一，从现象描写到文化考古。早期的茶马古道诗歌是对马帮、茶叶、雪山等事、物、象的直接描摹，而随着诗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体验越来越深入，他们开始用诗歌语言着手深层次的“文化考古”，一层层剥开古道上的历史沉积，聆听马蹄声中的文明对话。例如，何永飞的长诗《茶马古道记》就不再是片段的抒情，而是系统性地重构了整个古道时空，进而探寻其精神内核。他说：“茶马古道的意义远不止于商贸，它的人文精神价值更是不可忽视，更是令人惊叹……一代代赶马人，背井离乡，过险滩，翻峻岭，写下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团结之书、文化共融之书、社会和谐之书。如今，他们的身影已经渐行渐远，但那些置生死于不顾的非凡经历和无畏精神，值得我们去追寻、呈现和颂扬。这就是我创作长诗《茶马古道记》的初衷和动力。”其二，在不断地书写和文化积累中，自觉构建起一套专属且精准的“茶马古道意象谱系”。这套谱系包括：雪山、峡谷、草甸、溜索、澜沧江、怒江、驿站、废墟等空间意象；马帮、背夫、驼铃、茶包、拐子和拐子窝、马蹄印、玛尼堆、酥油、盐巴、藏茶、普洱茶等核心意象；契约、信仰、神性、坚韧、艰辛、孤独、交流、交融、行走和呼唤等精神意象。这些意象不仅是描绘性的，更是象征性的，它们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情感重量，共同织就出一幅绚丽而苍茫的文化图景。
三、以马帮为核心的茶马古道小说叙事
在散文和非虚构作品、诗歌之外，小说也是书写茶马古道的重要文学载体。茶马古道的小说书写，历经从国家叙事的政治隐喻，到文化寻根的家族史诗，再到网络时代的类型新变。这条文学长廊，生动记录了古道从现实之路升华为叙事实验与民族精神象征的历程。而无论是叙事传统的奠基期，还是当代叙事的演变期，在茶马古道小说中，马帮始终处于叙事核心。
（一）政治隐喻与叙事雏形：国家叙事中的马帮符号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以茶马古道为题材创作的小说是作家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这部中篇小说刊发于《人民文学》1953年第3期，记述解放军边防部队与民族地区群众共守国境的生动故事，是20世纪50年代剿匪故事的一个典型样本。但与一般的剿匪故事有所不同，该小说以马帮为重要切入口展开叙事。马帮给边疆人民带去食盐和生活用品等，而与境外势力勾结的坏分子却破坏民族团结，试图阻止马帮按时运送物资。这样，马帮就成为人民政府和民族地区人民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纽带。最终，马帮顺利到达，反动势力阴谋未遂，苗人与瑶人的世代恩怨也得以化解。该小说背后折射和隐喻的是，新生政权如何将遥远的边疆整合进新兴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并赢得边疆各族人民发自内心的政治认同。小说既有西南边疆独特的自然风光和少数民族风情，又有守卫边疆的生动故事，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次年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之后，白桦又创作了中篇小说《一个无铃的马帮》（《人民文学》1954年第11期），林农、朱文顺在原著基础上改编为电影《神秘的旅伴》，同样受到很大关注。
白桦发表与茶马古道有关的小说及小说被改编为电影上映，是在20世纪50年代，彼时茶马古道概念尚未正式提出，但这些作品及其叙事无疑抓住了茶马古道的重要价值，关注西南交通贸易路线上活跃的人群和族群——马帮，这正是茶马古道文学的故事源泉和核心文化符号。
（二）题材拓展与视角下沉：多元视角下的马帮史诗
茶马古道概念提出后，更有不少与之相关的小说发表，其中也有部分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多数都以“马帮”命名。海男2002年发表长篇小说《马帮城》（长江文艺出版社），围绕滇西北丽水镇上一个马帮世家，讲述以刘严路及其妻肖花菊、其子刘继路等为代表的几代赶马人及其家人的生活与命运，成就了一部融合云南地域特色、魔幻现实色彩以及个人精神探索的“史诗”。张佳竹2013年发表的《马帮诡事》（重庆出版社），主要讲述女锅头带领马帮在密林中救人，与土匪遭遇，最后马帮和土匪联手共同应对诡异城市、异化植物和山洪自然灾害并脱险的故事。萧盛2016年发表的《大清钱王 马帮风云》（文汇出版社），以王炽为主角，展现其凭马帮起家，纵横川滇茶马古道，终成“三代一品红顶商人”的曲折历程。前面提到的孟勇不仅有茶马古道的散文和诗歌作品，也有小说创作，2012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茶马古道战记》。小说以中美两国军民共建“驼峰航线”这一抗战史上的重要事件为叙事背景，其中马帮作为茶马古道上传统的运输组织，在国家危难之际承担起了支援抗战的使命。这一视角强调了普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与牺牲，丰富了抗战叙事的层次。这部小说从一个跨文化的视角颂扬国际主义情怀，赋予茶马古道以新的文化象征意义。
此外，201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熊芯短篇小说集《背伕》，不再以马帮或者马锅头为主角，而是关注人力背夫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茶马古道小说叙事中被遮蔽的底层视角。
（三）网络新变与儿童视角：叙事空间的多元化开拓
近年来，网络文学作品的写法不断进化，主题也在进一步细分，茶马古道题材受到一些网络作家的关注。作家李城2021年在起点中文网上连载《茶马秘史》，讲述朝廷为巩固边防，确保茶马古道的畅通，将平息地方战乱的江淮军士留驻洮州并强行西迁他们妻儿家眷的故事。与其他茶马古道小说多书写西南茶马古道上的马帮相比，这个故事将背景设置在明朝初期西北边陲洮州（今甘肃临洮一带），以洮州女子“麻娘娘”的命运遭际为线索，书写明王朝在西部边陲移民屯田、实施茶马金牌制度的隐秘历史。西北向来是茶马贸易聚集地，近年来有学者或地方提出“北茶马古道”的概念，这部茶马古道小说，不写云南和西藏，而写甘肃临潭—四川松潘—青海贵德一线，揭示茶马古道北线的存在；不写“马帮江湖”，而是透视早期现代财政与边疆控制，在地理转向、制度核心和女主主线上都有所创新。如果说《茶马秘史》带有较为传统的历史小说印记，那么番茄小说网上作者“云烟之外”2020年发表的《茶马古魂》则是较为典型的网络历史穿越小说。小说以穿越者的视角切入，把茶马古道写成一条交织着商战、江湖、权谋与爱情的“高原生存线”，总体偏向热血冒险与群像叙事。“翡翠老蔡”2014年在起点中文网上连载的《翡翠在茶马古道上》，则是一部架空历史的长篇小说。小说将“茶马古道”当成一条“欲望之路”展开叙事——半块神秘翡翠从缅甸矿区流出，在茶马古道上的雪山、峡谷、锅庄间流转，引发一次次人性震荡。也有一些网络小说只是将茶马古道作为一种叙事空间，如：“寻香踪”在晋江文学城网上发表的《欠债还钱》（2012年）讲述年轻马锅头和云游大夫在茶马古道上相遇的故事；“一炉茶烟”在晋江文学城网上发表的《苔上雪》（2017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剑川古镇。还有一些网络写手对茶马古道很感兴趣，并以茶马古道为主题编写故事，如：“卸甲岛的沐泽”有逆袭文《茶马古道：铃账》（2025年）；“爱吃吐司的猫咪鱼”有双时空治愈文《茶马古道尽头的重逢》（2025年）；“六六bro”有公路文《茶马古道的罗夜的新书》（2025年）等。尽管这些作品大多篇幅较短，部分已停更，但它们共同反映出新一代创作者积极借用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意蕴构建叙事空间、开展多样化叙事的尝试。
此外，一些儿童文学作家也注意到了茶马古道，并以马帮为题材进行创作。其中，“小小赶马人系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版）是典型代表之一。该小说系列有《溜索上的赶马人》《惠通桥上马铃声》《铁轨上的影子马帮》《马背上的飞虎队员》四本分册，由余雷创作，是以抗日战争时期云南茶马古道及相关历史为背景的儿童小说。小说不仅讲述了阿朗从懵懂少年成长为真正赶马人的个人历程，更通过他的眼睛展现了西南地区独特的自然人文风光，以及在那段峥嵘岁月里的普通民众和民族风貌，描绘出一幅融合个人勇气、家国情怀与民族风情的壮阔画卷。茶马古道还受到台湾作家李如青的关注，他的相关作品有2020年出版的儿童绘本《茶马古道：远山牛铃声》。这个绘本的叙事和设计颇具创意：双线叙事，需从两头向中间读，故事在书的中间结尾。这是一个关于承诺、勇气与文化交融的温暖故事，它通过高原藏族少年阿金和云南茶园少女花花各自代替父亲出征贸易、相向而行的旅程，展现了茶马古道所承载的信任、勇气和民族友谊。两条叙事线最终在目的地——“日光城”拉萨交汇，阿金和花花相遇，他们不仅完成了贸易，更重要的是相互为对方完成了父辈的嘱托。他们互换的礼物——高原的珍贵药材和云南的普洱茶，正是茶马古道上最经典、最具代表性的交换物产，象征着两地经济的互补和文化的深度连接。
四、茶马古道文学书写的
“异托邦”建构
不同类型文学以各自的方式展开多元化书写，呈现茶马古道的不同层面：或注重自然和地理，或勾勒贸易路线和历史事件，或将其作为时空背景，或以其为情感和审美对象，或提供叙事动力，或塑造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的隐喻空间，等等。如果深入观察会发现，这些作品和文字呈现出构建“异托邦”的倾向和特征。“异托邦”（Heterotopia）是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Foucault）在1966年《词与物》一书前言中提出的概念，意指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同于常规空间的异质空间。它们既是真实的地点，又具有象征意义，像是“反场所”（contre-emplacements），能够映射、呈现、质疑甚至颠倒常规空间的关系。与“乌托邦”这种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的理想空间不同，“异托邦”是实际存在的空间，但它被赋予了某种超越日常的意义和功能。福柯总结了“异托邦”的六个特征：能够将几个互不相容的空间或场地并置在一个真实的地方；能够将多个时间片段结合在一个空间里；通常有预设和隐藏的边界；与其他空间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既开放又封闭，既可进入又具有排他性；具有与其他空间相关的功能——或是幻觉性，或是补偿性。在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系统中，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实体的地理或物理的空间，更是一个承载着历史记忆、文化交融和个体经验的复杂网络，呈现出鲜明的“异托邦”特征。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茶马古道在文学想象中获得了主体性地位，其功能也从实用性向象征性转变，在不断地被书写中逐渐成为一个意义丰富的文化符号，它不仅仅是一条交通贸易和商贸交流路线，更是一个文化交汇的场域、一个时间叠加的维度和一个多元共生的象征。王克岭认为，在延续千年的时空中，各种商品、知识、思想和价值观持续不断地交往交流与互惠滋养，孕育出茶马古道沿线丰富的文化遗产。这种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体现在它作为现实与想象交织的空间、多重时间性凝聚的载体、文化交汇的第三空间、权力与抵抗的博弈场，以及个体身体与精神穿越的领域。
（一）异质空间的并置：现实与想象的交织
茶马古道在文学作品中呈现为一个不同类别空间并置的异质领域，既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地理空间，也是一个符号化的文化空间。这种多重性使茶马古道成为典型的“异托邦”——一个能够将几个看似不相容的空间并置的真实地方。
第一，自然险境与人文景观的并存是茶马古道作为异质空间的首要特征。诗人杨昆宁在《茶马古道（记事诗）》中描绘了茶马古道自然环境的险峻复杂：“古道绵延在海拔500米至5000米的/大落差地域，/纵占几十个纬度，/横跨二十多个经线，/是一条世界屋脊上的‘天路’。/世人感叹：茶马古道是科考的活化石，/探险家们的乐园。”茶马古道的沿途有“农耕宜居的坝子、直上天际的冰峰雪岭、汹涌湍急的大江大河以及高耸不见天的峡谷”，这种极端自然环境在文学作品中不仅是一种背景设置，更成为人物命运和精神的映射。在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等作品中，险峻的自然环境被赋予了一种诗性的崇高感，对于人类，它既是必须克服的物理障碍，也是精神升华的媒介。这种自然与人文的交织，创造了一种既真实又超现实的空间体验。
第二，茶马古道是一个世俗与神圣交织的异质空间。茶马古道上多元文化交汇，路边的岩石上、玛尼堆上有佛陀、菩萨、六字箴言，这些元素将人们躯体上的艰难跋涉，转化为精神上净化与升华的天路。马丽华在散文集《藏东红山脉》第六章《千百年朝圣之路》中，借用兄妹在去拉萨朝圣路上化为石头的传说，刻画了朝圣之路的艰险与朝圣者的虔诚。这种神圣性与“茶马古道是一条由驿站串联起的商业动脉，驿站就像中继站，星罗棋布在文明与商贸的脉搏中”的世俗性形成对照和互补。于是，赶马人的工作具有了某种仪式的神圣性，险恶的环境成为检验和升华灵魂的试金石，古道上的行走被赋予了意志修行和精神朝圣的意味。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神圣与世俗的交织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异质空间：马帮既是进行物质交换的商业队伍，也是精神朝圣的参与者；古道既是商品流通的通道，也是文化传播的途径。世俗和神圣的交织，表明茶马古道的终极价值不在于输送了多少货物，而在于它是一条通往内心虔敬的道路，并由此揭示出，世俗的艰难困苦，会在内心的信仰、坚守中变得纯净和令人神往。
第三，茶马古道还是一个真实与虚构交错的空间。海男的《马帮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批评家谢有顺说，这部作品突出的是原始性和虚拟性，赶马人的世界是灵魂的城邦：小说中的滇西北小镇丽水镇，既有具体可感的马厩、瓦房、石板路和环绕的雪山，又充满了魔幻色彩，“几次赶马人与蟒蛇的搏斗，它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凶险的幻象，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多次连续地发生的，但海男的叙述把它变成了真实的，因为赶马人的内心需要经历这样的险恶，马帮的精神和勇气也要由此彰显”。这种叙事策略打破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将历史记忆、民间传说和文学想象熔铸在同一个叙事空间中。茶马古道在这里既是真实的地理存在，也是文学想象的载体；既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也是叙事本身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真实与虚构的交错，使茶马古道成为典型的“异托邦”空间——一个既真实又虚幻的地方。
（二）多重时间性的凝聚：历史与当下的交汇
福柯认为，“异托邦”能够将多个时间片段结合在一个空间里，形成一种独特的时间性。茶马古道在文学作品中正是这样一个多重时间性凝聚的空间，它同时包含着过去的历史记忆、现在的实践经验和未来的想象投射。
第一，茶马古道是一个历史层积的空间，千年的痕迹在这里叠加并存。蔡镇楚指出，“茶马古道，因古代茶马互易而形成，始于唐宋，而盛于明清”。这种历史的层积在文学作品中有着丰富表现。《茶马古道·断龙吟》中，1908年清朝光绪皇帝驾崩、宣统皇帝即位的历史背景，与法国人主导兴建的滇越铁路对茶马古道传统茶叶生意的影响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时间性。历史事件、个人命运和文化变迁在这个时间片断中交织，使茶马古道成为一个时间浓缩的场域。不同时代的时间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在茶马古道并置共存。小说《瓦卡火塘边的传说》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次仁罗布看到的火塘已经不再生火煮茶，“女主人把电磁炉开关打开烧茶……把过滤器放在陶罐上，茶壶里的茶水通过过滤器滴落进陶罐里，她再加进捣碎的核桃，拿起细竹棍，置入陶罐里，两个手掌夹起竹棍不停地揉搓”。这个细节象征着茶马古道上时间性的重叠：传统的打茶方式与现代的电磁炉并存，古老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文明工具共处。这种时间性的重叠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异托邦”体验——不同时代的时间观念和行为方式在同一个空间并存对话。
第二，茶马古道还是一个记忆与遗忘斗争的场域。大量不同形式的文本，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于马帮文化消失的忧虑，当代诗词家熊盛元的《马帮之歌——献给茶马古道上渐渐消失的马帮》便是这种情绪的写照。忧虑的背后是一种对记忆消失的焦虑和一种对文化多样性减少的不安。在文学作品中，茶马古道往往被当作一个记忆的仓库，保存着那些即将被现代性遗忘的历史和经验。记忆与遗忘的抗争，使茶马古道成为一个介于过去与现在、保存与消失之间的“异托邦”。吴力写出了马帮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尴尬处境：“近10年，马帮突然被很多学者提及，他们更多的是出于对原生态文化的想象。由于不满足商业现状，只好借助文化的外衣，让马帮变成活化石展示出来，从而成为诗歌、小说、电影等题材的原型。”这种将活态文化变成“活化石”的过程，正是一种将时间凝固化的尝试，因为活态文化即将成为历史的追忆。在《南方最后一支马帮》等作品中，茶马古道是一个即将消失的空间，一个被现代性边缘化的领域。这样的表述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复杂的时间性：一方面是对过去的怀旧和留恋，另一方面是对现代性的某种批判和反思。
第三，茶马古道文学中的时间叙事往往呈现出一种循环性与线性的交织。在传统的马帮生活中，时间往往是循环的：随着季节变化，马帮沿着固定的路线循环往复；而在现代性视角下，时间往往是线性的：茶马古道成为一个即将被现代化进程碾压的对象。这种不同的时间性在文学作品中交织，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时间体验。如何永飞的《茶马古道记》中既有“千年蹄印”这样的历史回望，也有“生命情弦”这样的现实体验，还有“历史血脉”这样的时间延续的思考，构成了一种多层次的时间叙事。
（三）文化交汇的第三空间：边缘地带的中心性
作为一个文化交汇的地带，茶马古道呈现出福柯所说的“异托邦”作为“他者空间”的特性。
第一，茶马古道是一个介于多种文化之间的空间，既不属于完全的中原文化，也不属于纯粹的藏族文化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而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第三空间”。多元文化的混杂与交融是茶马古道作为文化“异托邦”的核心特征。刘礼堂、陈韬认为，“西南茶马古道穿越陇西走廊、藏彝走廊、苗疆走廊三大民族走廊，以其网络状的发达道路系统，促进众多民族的经济文化往来”。这种文化多元性在文学作品中有着丰富表现。如在次仁罗布《瓦卡火塘边的传说》里东子讲述的故事中，马帮与强盗的关系突破了传统叙事中的二元对立模式：“在惯常的理解中，马帮与强盗是水火不容的，而罗布桑布的马帮和强盗之间则是如兄弟一般和平共处的。”双方相遇时，马帮提供拉萨的货物，强盗提供酒肉，双方交换物资，把酒言欢，甚至一起唱歌跳舞，分别时还依依不舍。这种对不同文化、不同群体间关系的重新想象，体现了一种文化混杂的思维方式。
第二，茶马古道还是一个文化翻译与转换的空间。杨海潮强调茶马古道的“民间性”特征，指出它是“古代中国西南及相关区域的民间利用人力、畜力长途贩运货物的交通网络”，其重要性在于“选择了民间、地方和自我的视角与观念，对欧洲中心主义、印度中心主义、中原中心主义、汉文化中心主义这样的视角与观念构成了挑战”。这种民间性视角使茶马古道成为文化翻译的空间，不同文化在这里相遇、交流、转换。在文学作品中，这种文化翻译往往通过细节呈现，如《茶马古道战记》中中美军民在古道上的合作、《欠债还钱》中年轻马锅头与云游大夫的相遇等，都是文化翻译的生动例证。
第三，作为文化的“异托邦”，茶马古道还具有边缘地带中心性的特点。表面上看，在中国的地理和文化版图中，茶马古道是处于边缘地带的通道，实际上，它在历史上却扮演了重要的中心性的角色，不仅是连接中原与边疆的纽带、多元文化交流的桥梁、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象征，还是“造就中外交流枢纽和内陆文化（的）高地”。在文学作品中，这种边缘地带的中心性往往通过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的交织来表现。如《茶马古道·断龙吟》中，茶商陆怀远原本想置身事外，最终却为家为国而抗拒腐败清廷和法国入侵者，其个人命运与国家历史在茶马古道交织，使边缘地带具有了中心意义。
（四）权力与抵抗的博弈场：规训与自由并存
作为一个“异托邦”空间的茶马古道，也是各种权力关系博弈的场域。在这里，官方的规训力量与民间的抵抗策略并存，国家的控制与地方的自主性交织，形成了一个权力交织的复杂场域。
第一，官方与民间的对比是茶马古道作为权力博弈场的重要表现。杨海潮根据《史记》中《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记载的商人“奸出”“窃出”现象指出，从川西到滇黔的西南一带民间商业活动比较活跃，不为官方所知。这种民间性使得茶马古道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任乃强的解读精辟地指明了这一点：“关徼外本无道路，但有间隙可通即赴之也。凡原始民族部落之间，本无通路，但因人民流动，每得造成间隙相通之路。商贾逐利，用之往来，形成流通货物之商道。各国政府因之而推进军事与政治，纳入版图。”这种先有民间交流后有官方介入的模式，使得茶马古道始终保持着一种民间性与官方性之间的张力。
第二，茶马古道是一个规则内与规则外并存的空间。孟勇的《茶马古道战记》中，“驼峰航线”下的中美联合测绘行动本身是国家层面的战略合作，具有明确的官方规则与使命。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康巴青年领导的马帮与美国技术员在横断山脉的绝境中为生存而建立了超越国界、军规的民间盟约。他们共享食物，互救性命，甚至发展出战地浪漫情怀，这种关系既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规则之内，又源于人类最原始的互助本能，处于军纪、国籍等的正式规则之外。这种在极端环境下自发形成的、既协作又逾越常规的生存共同体，正体现了茶马古道作为“异托邦”的典型特征——一个在宏大叙事与个体生存之间、官方秩序与民间情义之间不断协商、充满张力的灰色区域。
第三，性别权力的博弈也是茶马古道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在传统的马帮文化中，男性通常占据主导地位，赶马人多为男性，但一些文学作品也展现了女性在茶马古道上的能动性和反抗策略。白族女作家景宜及其作品提供了颇具典型性的例证。景宜的自传性非虚构作品《茶马古道和一个白族女人》聚焦于一位白族女性的故事，但其创作本身和内容则体现了对茶马古道上女性角色的深度挖掘。基于景宜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茶马古道》深入刻画了大理白族茶商世家中的女性，她们虽不直接跋涉险峻古道，却在幕后执掌茶叶加工、财务管理和商业决策等核心事务，成为家族商业网络中不可或缺的掌控者。当男性成员外出经营或遭遇不测时，女性往往能够毅然承担起家族事业的重担，其智慧和魄力丝毫不逊于男性。另如《马帮城》中的肖花菊等女性角色，也承担着类似功能。这些作品不仅反映出茶马古道上性别角色的复杂性与流动性，而且其中的茶马古道不再是一个纯粹的雄性冒险之地，而成为一个允许并依赖女性展现其经济能动性和管理才干的多元文化场域，进一步丰富了茶马古道的诠释空间。
此外，茶马古道还是一个抵抗现代性同质化的空间。2005年的“马帮茶道·瑞贡京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商业资本对马帮文化的利用、规训和收编，将即将逝去的古朴文化设计成一种现代空间中的流动展示商品。即使在这种规训之下，马帮文化仍然保持着某种抵抗的力量：“看到他们脸上的疲态和沟壑纵横的皱纹，让我无法抑制内心的酸楚。是应该保护民族文化，还是有些文化本就应该消失，或者有些文化本就不应该被商业利用，我自己也变得有些困惑。”这种酸楚和困惑感，正是一种对现代性同质化力量的不自觉抵抗，同时也是一种对即将逝去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的留恋。
（五）个体经验的“异托邦”：身体与精神的穿越之旅
从个体经验的角度看，茶马古道在文学书写中呈现为涵纳身体与精神双层穿越的特殊空间，是个体寻求身份认同和生命意义的场域。这种个体经验使茶马古道的“异托邦”特性更加丰富和深刻。
第一，身体的苦难与超越是茶马古道文学的重要主题。散文家刘庆邦《在雅安喝藏茶》一文道出了“茶背子”的艰辛：“天长日久，茶马古道的古（石）板路上留下了一个个深深的拐子窝。拐子窝里有千千万万茶背子的汗水，也有他们的泪水。稍近的那条路，因为要翻过布满凶险的二郎山，稍有失足，就有可能连人带茶跌进万丈深渊，有去无回。”这种身体的苦难在文学作品中往往被赋予精神性的意义，成为一种苦行和修炼的方式。
第二，茶马古道还是一个身份流动与转换的空间。茶马古道上，从农民到马帮成员再到商人，或者从红极一时的商人沦落为普通人，在李旭的访谈或走访中经常看到这种转换。其实，这不仅是一种职业的变化，更是一种社会身份和文化认同的转变。其间，个体往往能够暂时脱离原有的社会身份和约束，体验一种更加自由和流动的存在方式，其注脚或许就是《康定情歌》中的那种大胆热烈和自由奔放。就此，茶马古道成为一个介于稳定与流动、固定与变化之间的“异托邦”。
第三，个体与集体的对话也是茶马古道文学的一个重要维度。中国当代文学对茶马古道的书写呈现出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反映了百年中国社会环境和文学思潮的变化。在这种宏大叙事之下，个体经验往往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在《瓦卡火塘边的传说》中，叙事者以倾听者的形象出现，通过个体化的体验方式来呈现集体的文化积淀。这种个体与集体的对话，使茶马古道成为一个既个人又集体、既私人又公共的空间，体现了将个体经验与集体记忆融合的“异托邦”特性。
总之，“茶马古道”研究的兴起，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文化矿藏和意义生成场，带动文学创作超越风物描摹的浅表层次，进入了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和更为深刻的文化哲学空间。茶马古道文学通过其丰富的“异托邦”特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空间、时间、权力和身份问题的独特视角，既是对具体历史文化遗产的一种文学再现，也是对人类生存状况的一种深刻反思。在文化全球化与地方化张力日益加剧的今天，茶马古道文学所呈现的“异托邦”想象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它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在差异中寻找共通、在多元中寻求共生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原文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第40—49页），推送时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原文为准，并注明出处。
编辑：刘洋
审核：张立荣
终审：赵斌